中国教育

　　更开放，步子更大，才会有真正高水准的大学

　　东方早报：你说的教育的大跃进发展事实上就是扩招，这两日清华百年校庆，有报道说前总理朱镕基去母校时直接点名批评了大学扩招，这些年来批评声不绝于耳，但我相信当年一定也有解决现实需要的因素，只是后来落实中没控制好，你怎么看？

　　刘道玉：引起扩招的因素当然不排除社会对大学生的需要，提出扩招的那个人是我的学生，经济学家汤敏，前几年我在北京见到他，还跟他说：你出这个主意我不怪你。事实上，大部分原因，是中国出于维稳思想和拉动内需的考虑，那么多高中生上不了大学怎么办？不是成社会问题了么，另外，扩招带动的经济利益有多大？1999年扩招带动了70个亿的消费。我认为扩招可以，但步子不能那么大，如果经济是每年10%的增速，大学扩招与之同步，就不会造成质量下降和就业压力。

　　东方早报：每所大学都在寻求发展，国内资源有限，就开始着眼于国际合作，这些年合作办学之花愈开愈盛，你怎么看？

　　刘道玉：我想说：中外合作办学需要有根本性的突破。国际合作办学从改革开放初就出现了，但实事求是地说，都处在很低层次的水平。怎么根本性突破呢？第一，办学理念有突破，要跟国际接轨。第二办学模式，就是要通识教育、人文教育，必须改变中国长久以来专业化教育的模式，要改变一直以来奉行的实用主义。我可以说，现在有实用主义、形式主义等几座大山压在中国高等教育身上。第三，办学形式上应该更开放，不仅允许合作办学，还应该允许独资办学，允许国外私立大学、国外投资家到中国来办私立大学。要知道，中国近代史上教会大学是现代大学的启蒙，圣约翰、沪江、震旦等等。应该更开放，步子更大，才会有真正高水准的大学。

　　东方早报：近年来关于学术剽窃和造假的报道很多，搞得高校都很尴尬。

　　刘道玉：造假是学术研究中的癌细胞，不清除它，很难有真正学术价值的成果。但有没有想过，同样做学术研究的中国科学院，鲜有暴露抄袭造假的事，至少我没有看到。为什么？可见高校的学术造假有教育部管理领导错误和政策指导失误的因素，这跟教育部的浮夸、浮躁、评估导向错误有关。比如说，教育部为了鼓励大学“一流”，号召大家向国外核心期刊投文章，奖金有的达10万元，国内杂志奖励也有。大家为了奖金，久而久之就失去了道德规范，都往名与利钻。

　　东方早报：最近北大提出“会商问题学生”一事又引起很多口水，似乎现在只要是教育的事总能让外界有话说。

　　刘道玉：我对这个所谓会商制度本身大不以为然。我判断，这跟前不久北大提出的校长实名推荐制的命运差不多，现在那个不是已经被“北约”代替了么，完全没了声音。会商制度有一点哗众取宠，很难得到实际贯彻。贫困学生怎么是问题学生呢？学习压力大跟不上进度怎么是问题学生呢？这是一所大学的责任问题，先不谈这些是不是问题学生，就算是，应该去思考为什么会造成问题学生，学校的责任是什么，应该怎么办，才能从本原上解决问题学生的问题。而会商制是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还值得商榷。另外，我注意到，周其凤校长在回应这件事时，说北大没有校训和校歌，这也是自由精神的一种体现。我觉得这根本就是不作为，大学本身就该有校训，这是体现这所大学精神的关键，现在没有，怎么可以说是自由精神呢？

　　东方早报：大家都很好奇，教育之外，你还关心什么？

　　刘道玉：我这一生最关注的还是教育，最执着的也还是教育改革，除此之外，我还关心文化建设，曾经想写一些东西，但还没有考虑成熟，中国现在蕴藏着巨大的文化危机，商人现在在到处炒作文化。我是担心，前些年教育产业化导致教育危机，现在又提文化产业，也会导致文化的危机。这非常可怕。电影就是电影，绘画就是绘画，吃饭就是吃饭，旅游就是旅游，结果全都挂上“产业”二字。我去年回老家枣阳，当地的领导跟我讲：我们要抓文化产业，建一个三国城。理由是东汉开国皇帝刘秀是枣阳人，我说东汉有几十个皇帝，他也就其中一个，怎么代表三国城呢？他们不管那么多。中国文化的精髓应该是人的思想的建设，一个民族没有精神支撑，就会很糟糕。

　　东方早报：你今天再回过头来看当年的改革，有过反思么？或许可以做得更好？

　　刘道玉：其实我一直都知道改革的结果会好不到哪儿去，因为历史上几乎所有改革人物最后都没有好下场，但真把我免职的时候，我的确很生气，我这么执着地投入改革，到最后不明不白地就给免了。当年，即使来自教育部的打压，我都是据理力争，当面拍桌的，但校内的争议，我是允许改革有不同意见的，选择用事实说话。

　　当时上海交大是用人事制度改革来进行分配制度改革，科大是从少年班开始的，华中理工大学是从理工结合开始的，我就想我们怎么办？我就决定走一条不同的道路，从教学制度改起。我认为大学的任务是培养人才，用什么制度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所以我提倡搞比较活的学分制、插班生、允许转专业等，把学生彻底解放出来。现在看来，基本上是成功的，但并没有完善，后来像南京大学搞按学分收费制，这就是进一步发展了。当然我没有机会了，实际上我的第二轮改革就是课程体系改革，我1988年2月10日免职前还在调查，准备着手课程体系改革，彻底改变专业化教育，把培养学生的思维方法放在主要位置，方法比知识重要。到现在我没有看到哪个学校有真正意义上的课程体系改革。只是，现在没机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