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陆步轩，1965年出生于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1985年考入北大中文系。2003年，因在西安街头卖肉的事被媒体曝出，被称为“北大屠夫”。新京报记者 侯少卿 摄

陆步轩在北大读书时。受访者供图

　　陆步轩看起来一点也不“北大”。年过五十，他有点驼背，皮肤黝黑，任由发根一截截发白。他每天要抽掉一包半二十块钱的烟，一边抽一边咳嗽，一笑露出被烟和茶染出褐色的门牙。

　　“我这个人就是穷命。”陆步轩说。尽管有“北大”和“商人”两个头衔加持，他仍然习惯把农村出身挂在嘴边。

　　未名湖边，“北大”曾是他改变命运的全部指望；猪肉摊上，“北大”又变成他羞于启齿的心头重压。

　　“好几年我都觉得读书没有用。”陆步轩一度收起书报，拎着酒瓶走进赌场；直到2003年“北大才子西安卖肉”的新闻引起轰动，他进入体制，工作12年后辞去公职，如今远赴广东重操猪肉生意。

　　“北大毕业还不是照样卖猪肉？”这句话曾经是他心头的一根刺，现在他开始反驳，“北大毕业卖猪肉都能卖成连锁店。”

　　他用了快三十年与“北大”和解。陆步轩说现在他想明白了，读书不一定改变命运，但是读书能改变思维。

　　跳出农门

　　1985年，我以531分，陕西省第十四、长安县第一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

　　我家在陕西省长安县（现西安市长安区）东部农村，家里几代务农。我母亲在我刚上学的时候就意外去世了，我父亲字都认不得几个。

　　我九岁才上小学，脑瓜发育比较成熟了，学什么都不觉得吃力，基础打得牢靠，从小学习就很好。

　　那时候从来没想过人生理想这些问题，上学只有一个目的“跳出农门”。

　　农村太穷了，我小时候一天只有两顿饭，早上一顿玉米粥，中午玉米粥下面条，晚上没吃的生扛过去。我初中离家远，住在学校，每个星期回家拿一次馒头，每次都要焙干、晒干，到学校泡着稀饭或者开水充饥。霉变馒头吃多了，到现在我都不爱吃馒头。

　　我姐参加过一次高考，没考上，差得远。全家都盼着我能考上，那会儿都是统招统分，大学毕业就是吃国家饭的公家人。

　　第一年高考成绩出来，我考上了西安师专。我把录取通知书撕了。我有个亲戚在国防科技大学读书，他父亲总跟我父亲炫耀，我心里不服，坚决要考更好的学校。

　　其实我压力很大，成败在此一搏的感觉。我全靠自学，一年的时间生物钟都是乱的，没有白天黑夜的概念，困得不行了就眯一会儿，睁开眼就学习。夏天蚊子成灾，农村没有蚊香，靠点蒿草驱赶，又呛又热，就那样还在看书。

　　1985年8月28日，我第一次远行。亲戚朋友送我到村口，挥手告别。我往前走了好久，猛一回头，父亲搀着奶奶，还在身后。至今想起那情景，还历历在目。

　　天之骄子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北大报到第二天，我赶紧到天安门广场拍了张照片，连同平安家书一起捎回家。北京可真大，高楼大厦我见都没见过。

　　我们班21个人，全是各地状元。来自城市的同学无论是视野、知识面都比我们农村孩子广阔得多，我的那点骄傲很快变成自卑。

　　我记得很清楚，刚开学不久宿舍同学夜聊，聊的是哲学。我根本没接触过，赶紧跑到图书馆借了一本《通俗哲学》。

　　因为成长环境的原因，我的性格内向倔强。我加入不了同学的话题，就拼命补课，听别人说什么，赶紧去学。

　　上了四年学，我是很老实的人，三点一线，宿舍、饭堂、教室。北大的教学环境很宽松，不会每节课查考勤，同学们一般派我做代表去上课，我写字又快又清楚，我的课堂笔记是考试神器。

　　北大基本每天晚上都有讲座，都是各个行业取得一定成绩的人来主讲。我特别喜欢听讲座，对开阔眼界和个人成长的意义比专业课还要大。

　　上世纪八十年代思想活跃，人心纯朴、充满希望。我在大学读了很多书，什么类型的书都看，看完和同学们讨论，激情满怀、意气风发。

　　我们宿舍六个人，来自不同的班级。宿舍经常聚好多人，下棋、喝酒。那时候我们是天之骄子，我们觉得文科生能改造社会。

　　四年很快就过去了，我没能留在北京，一切仿佛做了一场梦，醒来还在原点。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我一直羞于提及这段历史。四年前，我从农村娃变成北大学子，毕业分配时的一次错位，又把我打回原形。北大终于没能成为我改变命运的那根稻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