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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21日，新加坡前内阁部长侯永昌逝世，享年84岁。对于这样一位声名并非特别显赫的人物，研究东南亚经济的人可能知道其在发展新加坡经济，尤其是在海港和地铁等领域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但是，作为逝者，侯永昌留给来者最为深刻的印象是他在处理人口老龄化问题时的“远见”与“坚决”。

　　上世纪80年代初，侯永昌担任新加坡卫生部长期间，领导老人问题委员会，提出各种应付人口老龄化的建议，其中一项是把公积金提取年龄从55岁延迟至60岁。当时新国的老龄化问题并非十分严重，新加坡人以为政府想扣住国民的储蓄不放，从而反弹极为强烈，骂声如潮。政府在面临极大压力的情况下，采用绕道迂回的方式、分散贯彻实施侯永昌的建议。今天，从新加坡人的寿命越来越长的事实看来，侯永昌当时的建议是前瞻性的。现在的新加坡已不是“人生七十古来稀”的时代了，1957年新加坡人平均寿命是61岁，现在是80岁，作为一个400多万人口的小国，新加坡超过90岁的有9000人，百龄老人也有500人。今天的新加坡人逐渐理解侯永昌当年提出的那份极具争议性的报告，敬佩其在处理人口老龄化问题时表现出的“远见”与“坚决”。

　　侯永昌当年所预见新加坡的问题，现在就在我们中国人眼前，而且比当时新加坡的问题还要严重。因为欧美国家和新加坡人口老龄化是在没有人口管制政策下的一个自然的长期的“渐变”过程，而中国在30年来人口管制政策下生育率急剧走低，甚至形成了不少四二一家庭，其人口老龄化在短期内可能会是一个急剧的“突变”过程，引发的社会、经济等问题将快而猛烈！今天我们社会各界对待老龄化问题，具有侯永昌那样“远见”的人不少，口号喊得震天价响，但是具有侯永昌那样“坚决”地解决问题的态度并亲体力行的人却不多。是什么原因使得我们虽然具有“远见”却难以“坚决”呢？

　　解决老龄化危机的对策主要有3项，核心都是增加社会生产人口：一是侯永昌20多年前便坚决主张的延长退休和领取退休金的年龄，该措施能够直接增加生产人口，从事物质财富的生产活动，缓解老龄化危机。欧洲国家福利制度一一崩溃，说明延长人们的工作年龄确有必要。二是积极引入外来年轻劳工，如同第一项措施一样，它也能够直接增加生产人口，对于一些富裕的小国能够解决老龄化的燃眉之急。三是采取稳定和鼓励的人口生育政策，见效虽慢，但从长远来看应该是解决老龄化问题的根本方法。在应对老龄化和劳动力短缺问题上，日本采用一、三项政策，西亚石油生产诸国多采用二、三项政策，欧美诸国基本上综合使用全部3项政策。然而面临老龄化危机，中国对这3条政策一条也没有考虑，那么这3种方法在实施应用中到底可能会存在什么样的“问题”呢？

　　延长退休和领取退休金的年龄的“问题”在于：一是极其容易招致社会的反对，对于习惯于取悦民众的政府压力很大。侯永昌在1984年发表报告书提出延长退休年龄及规定公积金会员要到60岁才可领取公积金的建议引起争议和民众的强烈反对。二是人类劳动能力终止年龄的延长与自然寿命的延长不成正比，例如社会平均人口寿命如果从60岁提高到80岁，具有劳动能力的年龄不可能从55岁提高到75岁，而可能只能提高到60或65岁，延长退休和领取退休金年龄的做法只能在一定限度内发挥作用。

　　引入外来年轻劳工需要的条件之一是劳工输出国与输入国的国民收入应该有相当的差距，吸引年轻劳工从输出国向输入国流动。目前我国经济GDP总量虽然即将位列世界第三，但是人均GDP并不高，对国外劳工的吸引力依然欠缺。同时各国政府出于政治外交、人种结构、社会就业、民政婚姻等各方面的考虑，往往对引入外来年轻劳工慎之又慎。另外，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超级大国，未来恐怕也缺乏相匹配的年轻劳工输出国。

　　采取稳定、可持续的人口生育政策从长远来看应该是解决老龄化问题的根本方法。但就目前而言，也有两个“问题”。一是从社会方面而言，长期的人口管制政策导致低生育率，儿童的高抚养成本业已形成，社会已经逐渐适应，如果再鼓励提高生育率恐怕引致社会的反感和抵制，对于多数“四二一家庭”在经济上恐怕也有困难。二是从政府方面而言，采取稳定、可持续的人口生育政策是一项“前任政府栽树、后任政府乘凉”的事情，影响当前经济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故现任政府的积极性不高。此外，政府在“基本国策”问题上也有“自我否定”方面的忧虑。

　　在上述“问题”中，虽然有一些确属客观掣肘因素（如输入外来年轻劳工），但并不是主要的。更多的“问题”恐怕是来自于主观方面，例如对“民意”的担心（如延长领取退休金年龄）和对自身政绩方面的考虑（如提高社会生育率）。对此，我们不妨领略一下侯永昌的“坚决”。侯永昌在担任波东巴西区议员接见选民时，许多选民向他提出把提取公积金存款的年龄从55岁降至50岁，被侯永昌当众斥责为“不知好歹”。当然，我们并不赞同侯永昌对选民的言语态度，毕竟追求私利是人的本性，选民有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侯永昌在这方面显然缺乏作为政客的“基本素质”，并因此丢掉波东巴西选区。但他却是 “一位标准的公务员”，“有很高的威严，要求高、说话坦率、实干而不空谈”（李显龙语）。侯永昌的言语行为反映了出于体恤子孙后代和未来政府而解决老龄化问题的“坚决”态度，其“坚决”的底气来自于他的无私（他建议延迟提取公积金年龄的时候本身也是老人）和对公众服务的诚意，目的在于确保新加坡国民有足够的条件安享晚年。

　　反观自身，我们现在一方面享受着上世纪60年代高生育率带来的“人口红利”；另一方面将因采取低生育率而导致的“人口负债”通过时间“重组”给我们的子孙和未来的政府，更有一些人绞尽脑汁提前退养来躲避社会责任。当我们今天这些年轻人到达70多岁的年纪时，就会发现我们的子女要以他们的工作收入全力奉养父母是多么辛苦的事，我们将为之惭愧。如果我们今天未雨绸缪，作决策时不只重视个人绩评，而是“有视野，为国家长远计，愿意讲真话，保持独立和忠直”，具备侯永昌那样的“远见”与“坚决”并付诸行动，将来我们就会被自己的无私和为后代子孙及未来政府留下一个和谐的社会而感动。（朱南军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信息来源：北京大学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