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梁启超先生曾经将“中国的中国”、“亚洲的中国”、“世界的中国”作为中国的三重身份和诉求。今天，用“和谐”理念贯通这三重诉求，就是和谐社会-和谐亚洲-和谐世界，这既充分反映了时代的需求，又呼应着先辈的愿望。　

　　在各行各业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十七大胜利召开的同时，我国理论界也以日渐高涨的热情，展开对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等一系列重大战略和创新理论的深入研讨。日前，沪上有关研究机构举办了“和谐：新理念与新实践”深度理论研讨会。会议给人的一大触动是，要在已有共识之上，深化理解和谐社会，深入阐发和谐理念，就必须避免兜理论圈子，进一步准确把握和正面回应时代提出的基本课题。　

　　当历史的脚步跨入21世纪，无论是器物、制度还是精神、价值，可资借鉴的人类文明的成果可谓是极大丰富而又多元共享了。我们党为什么还要提出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呢？应该说，和谐理念的提出，有其时代必然性，针对了当前人类社会发展的四大偏颇：　

　　一是太物质化：科学技术的滥觞与人的贪欲相结合，导致物质世界的资源枯竭已成为全球性趋势，能源危机、全球气候变暖就是表现。俗话说物极必反，物欲横流的时代呼吁回归和谐理念。中国的发展已经到了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时候；在世界上，也存在这种强烈呼声。反全球化人士在八国峰会期间，打出“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口号，已经在提示我们太物质化的世界难以为继。　

　　二是太现代化：现代化、现代性口号曾经鼓舞后发达国家追赶发达国家。然而，其潜在逻辑是人类发展轨迹的单一路径进化理念，导致世界不可承受之重。世界自然基金会去年发布的《生命行星报告》显示，近20年人类活动使地球自然资源消耗的速度比资源再生速度快了25%，照这样下去，到本世纪中叶，地球的生态环境很可能面临崩溃境地。如此情形，使得现代化开始为多样性、多元性取代。　

　　三是太西方化：全球化就是西方化、美国化，一度为某些人奉为圭臬。然而，近年的情势表明，全球化不断导致西方中心论的塌陷，催生了“金砖四国”的崛起和东方文明的复兴。　

　　四是太人类化：自西方工业革命以来，征服自然的人类中心论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不断得以强化，也导致人与自然冲突的不断深化。各国付出沉重的发展代价表明，人与自然的和谐，才能延续人类的繁荣。我国北宋思想家张载所言“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便是对人-物分离的发展观的否定。　

　　种种现象表明，应对世界和自身发展挑战，我们适时提出“和谐”理念，可以说是“源于中国，属于世界”。　

　　然而，和谐理念的提出，是回归古典，还是现实所需呢？把握这一问题，必须正视和谐社会面临的一系列深层次的理论悖论：如果将和谐作为崇高的目标，那么强制的和谐是否合理？或者说，以不和谐手段达到和谐目标是否正当？和谐的对立面是什么？是不和谐吗？解决了不和谐是否就意味着和谐呢？而通常我们讲“乱中有序”，是否可解释为局部的不和谐也可能导致总体上的和谐？表面上的不和谐是否蕴涵着本质的和谐？和谐是否为最高理想、是否为唯一目标？现实的小和谐是否一定能累积成未来的大和谐？和谐是外在的状态还是内在的感受？一方面，和谐是主观愿望，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承诺；另一方面，和谐也是客观需要：中国的发展已经到了不和谐就死路一条的地步。这比较好理解。但是，和谐的衡量指标是什么？客观的成分与主观感受如何平衡？　

　　不少外国人抱怨中国政治语汇过于抽象，太过于有文化内涵和中国特色，他们不好理解。的确，外文中，很难找到一个词汇能对应“和谐”。从社会角度讲，和谐具有三重内涵：和平性、共荣性、协调性。因此，我们强调“和谐世界”是加了定语的：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而且表明致力于建设这样一个世界。这就表明和谐是目标，是理想。　

　　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理念的提出，其深刻内涵是着眼于阐释中国参与、建构世界体系的合理性———和谐的(和谐社会)、合法性———和谐地(和平发展道路)、合目的性———为了和谐(和谐世界)。这就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正当性依据，超越了形形色色的中国威胁论。世界的困境、全球化的危机，也为“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提供了空间。和谐的：这是从起点而言，中国的和谐社会应该在一种和谐的氛围和环境下建设，我们反对机械推进和谐社会目标，处处、时时要求和谐而实质上违背和谐。和谐地：这是从过程而言，中国的和谐社会应该沿着和谐的轨迹推进，体现在和平发展、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等层面。为了和谐：这是从目标而言，为了总体、长远和可持续的和谐，我们一定要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更新执政理念，以对内建设和谐社会，对外致力于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作为中国内政、外交的宗旨。总之，和谐社会，必须在和谐的氛围和环境下，通过和谐的方式，追求未来的持久和谐。评判和谐社会的标准是民生、民心和民主。　

　　富强、民主、文明，是中国从独立自主到和平发展的一贯追求。先贤们为中华之崛起而奋斗，梦想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如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事业蒸蒸日上，中国领导人思考的是崛起后怎么办以及如何反馈世界的问题。梁启超先生曾经将“中国的中国”、“亚洲的中国”、“世界的中国”作为中国的三重身份和诉求。的确，独立自主、民主文明是鸦片战争以来，从梁启超、孙中山、毛泽东到邓小平等民族先驱孜孜以求的目标。今天，用“和谐”理念贯通这三重诉求，就是和谐社会-和谐亚洲-和谐世界，这既充分反映了时代的需求，又呼应着先辈的愿望。　

　　目前，中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谐社会是美好愿景而非既成现实。到本世纪中叶或之前，中国真正基本实现现代化，我们的和谐社会才算有了真正的根基。探讨和谐社会与科学发展观的关联，实践科学发展走向和谐社会，是我们这一代人的重大任务。　

　　作者：(作者为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助理、美国研究中心副教授）

文章来源：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