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过年的喜庆尚未退去，愁容已经爬上了农民赵兴保的脸。再过十二三天，学校就要开学了，可两个孩子的学费还没有着落。望着因过度劳累而身患严重关节炎的妻子，赵兴保叹了口气：“没法子，家中的牛羊全卖了，还欠着别人8000多元的债。”

 　 生有一儿两女的赵兴保，为了供3个孩子同时上学，借遍亲戚朋友，举债一万多元。去年，有着很好美术功底的儿子原本考上了一所大学，可面对巨额的学费只好忍痛放弃，儿子含泪回到家，辍学外出打工一年的小女儿才得以再次回到课堂。“没能力供孩子上学，我们当娘老子的惭愧得很！”和赵兴保一样，为儿女上学，农村妇女朱存莲时常受着内心的煎熬。

　  朱存莲的3个女儿，学习一个赛一个地好，挣回来的奖状贴了一墙。可她供不起。大女儿只读到初三，便跟人去了新疆摘棉花。二女儿读到初三时，父母本不想让她再读下去，可她哭闹不止，来走亲戚的舅舅实在看不过眼，给了300元，这才有机会回到学校。

　  两个女儿都上学，一个高中，一个初中，夫妻俩为此背上了沉重的负担。患气管炎的丈夫只好外出到青海打工，从年头干到年尾，不敢多花一分钱，腊月二十几才到家，拿回3000元。朱存莲一人挑起所有农活，一年从地里“刨”出2000多元。家里养的大肥猪卖了个不错的价，660元。可所有的收入加起来，也才刚够孩子们一年上学的开支，家中日常生活便捉襟见肘。没有电器的屋中，挂着个10瓦的节能灯管，每个月的电费不过3元钱。基本上是小女儿一做完作业，全家便拉灯睡觉。

　  来自另一个组合家庭的故事更让人感动。乡村赤脚医生王德琴和现任妻子组合新家庭时，各带着两个孩子。为了保学习原本不错的两个继女同时上学，王德琴先让自己的女儿辍了学。可供到今年，实在难以支撑了。夫妻俩便商量怎么办，最后的意见是：让已经上到高二的女儿继续读书，让念初三的小女儿念完初中后回家。

　  面对记者，王德琴感伤地说，不是我不知道知识的重要，不是我不想让孩子们多读书，可我实在是心强力不强。和赵兴保一样，为孩子上学，10年没有添过一件像样衣服的他，几乎借遍了所有的亲朋好友。

　  春节前后，走访西部农村，记者一次又一次感到：教育支出已经成为西部农民心头最大的痛。

　  农民韩忠春告诉记者，在甘肃民勤县，家中有一个高中生、一个初中生的，大多收入的百分之六七十交了学生的学费。土地少一点的人家，这个比例会更高。谁家如果有了孩子上大学，很快就可能变成贫困户。

　  农民李京章，种棉花，种籽瓜，种玉米，15亩的收成减掉水电费、化肥款，纯收入不过8000元，可3个孩子1年的教育支出至少有6000元。所以他衣服不敢多添，烟不敢多抽。和他年龄相仿的农民，大多生活如此。

 　 在甘肃，农村税费改革后，官方认定的数字是，农民平均减负三成，可农民仍然感到负担不轻。教育支出是“罪魁祸首”。人均纯收入1600多元的农民，绝大多数的支出用在了教育上。到目前，2500万人口的甘肃省，家庭经济困难的适龄儿童少年有130万人之多。《国际先驱导报》编辑丛峰曾在西北义务支教一年。在他看来，在西北的某些地方，所谓义务教育并不能完全落实。“义务教育，就要免除你的学费。可学费就十几块，其他的都是杂费。一收就是几百块，所以很多家庭的孩子就上不起”。

 　 甘肃省副省长(厶贝)小苏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坦言，教育支出已经成为甘肃省农民返贫的第二大因素。他分析说，农民用于教育文化的支出在上升，一方面是生活水平提高后的自然增长，另一方面则是某些地方不同程度地存在乱收费。由于乱收费，使得农民现金收入支付教育费用比例过高，造成农民生产、生活困难。

　  他进一步分析说，当然这一切也不能全怪教育。农村税费改革后，政府用于教育的支出不够。在一些农村，教育经费只能用于保障教育的基本开支，而不能支持教育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