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资料图片：数学家杨乐

　　编者按：今年不仅是恢复高考30周年，同时也是恢复职称评定30周年。此中意义，结合当时学界状况乃至社会背景，方能进行较准确的评估。本刊特发表学者邢小群对数学家杨乐的专访，以资读者诸君思考。

　　当时也就这么屈指可数的几个人在搞研究

　　邢小群（以下简称“邢”）：1977年，中央决定将陈景润从助理研究员提升为研究员，您和张广厚从研究实习员提为副研究员。这意味着恢复职称评定制度，是当时中国进入“科学的春天”的举措之一。此事到现在已经成为历史。当时的三人只有您一人在世了。今天，请您谈谈这件事的背景情况。

　　杨乐（以下简称“杨”）：先谈谈我们的学历背景吧。我和张广厚1956年到1962年在北京大学学习。那时较多大学学习苏联，实行五年制。我们本来的学制是五年，应该在1961年夏天毕业，但到了1960年，学校宣布我们再延长一年。理由是因为中苏关系已经破裂，苏联专家都撤走，中国要自己培养有更高水准的人才。这就决定让北大、清华的学制从五年延长到六年。而北大呢，只让理科延长一年，文科不动。那时对社会科学还不够重视。这样，我们就延长到1962年毕业了。1962年毕业也有好处，那时正在“右倾回潮”。1949年以后，大学本科学制一般为四年，稍后延长为五年，没有招收研究生。1956年要向科学进军，招过一批研究生，数量非常少。1958年大跃进，研究生制度被破除。到了1962年，才又开始招研究生，直到“文革”前。

　　那时的研究生没有学位的概念，学历也不统一。在大学，研究生学三年；在科学院，研究生要学四年。研究生数量也很少。我和张广厚是1962年通过考试，考到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1966年毕业。1966年春天，我们已经把毕业论文作好，装订好，送到各处去审查，准备论文答辩时，“文革”开始了。

　　我和张广厚还是幸运的，“文革”前受到了大学和研究生的完整教育和培养，学术训练也较完整。但从另一方面看，刚刚学到一点本领，准备发挥作用了，“文革”开始了。当然，我们在大学时，也参加反右、大跃进、教育革命等各项运动，读研究生时参加“四清”。我说的完整的学习和训练是相对于大学没读完就被迫参加“文革”的人。

　　邢：“文革”开始以后呢？

　　杨：“文革”开始时，我们还都住集体宿舍。我没有结婚，张广厚结了婚，也住集体宿舍。大家要么政治学习、写大字报，要么到北大、清华等周围院校看大字报，了解所谓的运动情况。那时候，办公室是完全不能看专业书做研究了。图书馆还开门——我们数学所有自己的图书馆，科学院也有图书馆——但没有人敢去看书。我们住集体宿舍，6人一个房间，本来条件就很差，更可怕的是，一旦被人发现你还在看书，就会受到批判，说你走白专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当时和反革命也差不多了。如果有自己的住房，有点空，可以看书，别人不知道，也管不了你。

　　陈景润就有这么点优越条件。他的情况非常特殊，身体太差，内脏和很多器官都有毛病，所以运动一来，他到医院，能开出全病休的假条。陈景润这个人也非常怪，与他人根本不能同住在一起，习惯和常人不一样。他上世纪80年代才结婚。我们1962年刚到数学所当研究生时，没有正规的集体宿舍，就把单元房子当做集体宿舍，陈景润把一处单元房其中没有用过的卫生间当做了他的住房。到了1964年，我们搬到集体宿舍楼里，这座楼的楼下有个锅炉房，三层与锅炉房相同地方有一个很小的房间，他就一人住进去了。如果有人偶然去敲他的门，他就把门开那么一点点缝儿，说完了两三句话后赶紧把门关上。他可以全休，这样一来，就可以做他想做的事了。

　　我和张广厚从1966年到1968年就处在这么一种政治环境和生活环境中。那时，1966年和1967年的大学毕业生都分配不出去，只好先到部队农场劳动，包括研究生在内。我和张广厚从1968年的8月到1970年的1月在解放军农场劳动。去的时候没有告诉要多长时间，已经做了永久性的打算。而且部队的管理，完全把我们当做十几岁刚入伍的兵一样。

　　1970年初回来以后，还不正常。陈伯达还在台上管着科学院。陈伯达提出科学院要三面向：面向工厂，面向基层，面向中小学。所以从部队农场回来后，我还到石景山的北京九中教了几个月的书，又到北京东南郊的有机化工厂工作了几个月，经过了批判极“左”思潮与清查“5·16”运动，直到林彪垮台。

　　“文革”初期，科学院的运动，周恩来总理一直是过问的。周总理差不多一两个星期到科学院来一趟，主持大辩论，辩论科学院党委执行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还是修正主义路线。林彪事件以后，周总理发挥的作用又大了一些，科学院可以恢复研究工作了。科学院在“文革”期间已经变成连排编制，1971年底恢复科室编制。从1966年下半年到1971年国内所有的学术期刊都停止出版了，科学院与大学的研究工作全部停止，大学生、研究生也停止招生，直到1972年，一些大学才可以招工农兵学员。

　　但是，即使科学院可以恢复研究工作，我想，依当时的条件，也只有数学所的极少数人个人可以搞些研究。其他研究所，特别是要依靠试验室搞研究的，还是不能开展工作。因为那里的课题组还是要组织一些人，立项目。而当时大的背景，仍在指责搞研究就是留恋过去的路线，回到修正主义的老路上去。在这种气氛下，除了数学所个别人有可能做些研究工作，绝大多数人，是不做的。有些人可以去做家具、装收音机，也不愿意恢复研究。多数人认为可能永远就是这个样子了，批判起搞研究的人，还是和批判反革命一样。

　　这时，我和张广厚开始恢复研究工作有些主客观原因。从主观讲，觉得林彪垮台以后，周总理在过问科学院的工作，研究环境开始好转了。“文革”前我们一直处在学习阶段，学到了一些数学方面的知识，具有了一定的水平，到这时还没有用上，有点不甘心。我们隐隐约约地感觉这个国家总不能这个样子，科学还是要发挥作用吧？客观原因是，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像陈省身、杨振宁这样的科学家开始回国访问，他们看到中国的状况，曾婉转地表示基础理论研究还是有意义的。这时周培源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谈的就是基础研究的重要性。有了这个背景，我和张广厚就从1971年底1972年初开始比较努力地做研究工作了。

　　《中国科学》和《数学学报》1973年正式复刊。《中国科学》是综合性的季刊，一期发表两篇左右的数学文章，一年大约发表8篇数学方面的论文。《数学学报》也是季刊，当时很薄，八九十页，还登一些批判内容，一本一般发表七八篇文章。我和张广厚计算过，那时全国每年能发表的数学文章仅三四十篇。那几年，我们的研究工作比较顺利，但我们不希望锋芒毕露。我们私下说，我们俩一年发表两篇文章就不错了，占的份额也不少了。比如，有一期发表我和张广厚文章的《中国科学》，上面的另一篇数学论文是华罗庚、王元搞的多重积分的近似计算。可以看到当时也就这么屈指可数的几个人在搞研究。这样一直到1976年粉碎四人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