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改革破解教育发展难题
——港澳代表委员积极为《规划纲要》建言献策
3月12日,规划纲要工作小组办公室委派专人前往北京饭店“两会”港澳代表委员讨论地点,听取他们对《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公开征求意见稿)的意见建议。座谈会由香港浸会大学校长吴清辉代表主持,“两会”港澳代表委员共15人出席。港澳代表委员高度评价《规划纲要》是个非常宏大完整的制度设计,体现了国家对教育事业的重视,许多教育理念很先进,能够为未来10年内地教育改革发展指明方向,同时对《规划纲要》文本和实施中可能产生的问题提出了意见建议。
实施要注重统筹协调
针对教育改革先行先试将会碰到的一些问题和困难,座谈会上,代表委员们纷纷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戴希立委员(香港田家炳中学校长)认为,从《规划纲要》文本看,教育的总体布局是要坚持教育的公益性,更要注重统筹协调。比较担心地方领导的素质,他们首先应当是学习型的领导,注意调查研究,提升他们的专业素质。在保障措施方面,建议有一些阶段性指标和考核办法,否则容易落空。建议引进海外经验和理论,试点项目也可以请海外专家参与。另外,以改革突破发展难题是一种勇气,但是改革有自己的规律。目前社会各方面对教育改革期望较高,观点多元,利益多方,互相牵制。要推进改革,首先,改革的专业方案要好;其次,要有德高望重的人主持;再其次,每个阶段要主动调整社会期望值特别是做家长工作;最后,改革定向后要把握改革节奏,速度不宜过快或过慢。
李沛霖代表(澳门中华教育会理事长)建议,实施《规划纲要》需要处理好一系列关系,一是系统改革与单项改革的关系,必须注意协调和统筹;二是均衡发展与优先发展的关系,缩小差距的同时要有阶段重点;三是敢于放权与善于放权的关系,领导要能够抓大放小;四是群众意见与专业意见的关系,尊重群众要求更要按照教育规律和国情条件办事;五是战略地位与次要地位的关系,教育优先实际上在地方落实不到位,往往是处于经济后面的次要位置。
徐是雄委员(香港大学植物学教授)认为,要加强引导,及时出台有关政策或规章,保障先行先试能够成功。
坚持大学类型多元化和特色办学
内地大学如何建设,成为座谈会上代表委员们关心的话题。
吴清辉代表认为,目前公开征求意见的《规划纲要》文本,比去年在珠海征求意见时有很大进展,关键在如何落实。要坚持大学多元化和特色办学,大学类型可以多元化,有博雅型大学,也有应用型大学,同类大学也可实现多元化,全国重点建设两所大学少了,应当有十几所,北大清华之外有些学校也有明显优势,可以成为国家某一方面的中心,现在很多学校没有充分利用好历史资源,如我去湖南大学看岳麓书院,就可以打造出高水平的国学机构。在民族教育和双语教学方面,教育部门应当花大力气研究少数民族到底需要什么,大的少数民族可能需要双语,再加上英文其实成了三语,学生负担很重,许多民族可能需要少量保持民族传承的经典课程,其他应当用国家通用语言。赞成政校分开,大学校长不要副部级,同时任期要更长,不要频繁调动,以利形成教育理念和办学特色。落实高校自主权,要有很大承担,要有比较大的动作,大学一定要向这个方向走,让懂教育的教授搞教育。要允许职业教育学生进入专门大学继续学习,继续教育要发挥行业学会在职务规范和专业培训方面的作用。
徐是雄委员提出,现在与内地合作办学,会碰到许多意想不到的问题,不知道应该找哪个部门,浪费许多时间,也助长了拉关系等非正规做法,希望建立综合办公室或委员会,实行“一站式”统筹管理。
杨耀忠代表(香港教育工作者联合会会长)认为,一个好的教育规划,一定要调动社会资源参与,要积极鼓励社会参与办学,发展优质教育资源,要在法规上加以落实。内地建设一流大学,要有一流的教师、一流的学生,应当在全球招聘教师和招收学生,否则只是中国自己的一流。
罗范椒芬代表(范氏慈善信托基金理事、原香港教育统筹局秘书长)提出,《规划纲要》文本中有关港澳台合作交流只有一句话,建议再增加一些,包括进一步明确香港方面可以在内地办大学,职业教育和中小学也有合作需要。
要特别重视学生的基本素质培养
代表委员们高度重视学生的培养问题。
黄玉山代表(香港科技大学副校长)表示,时代在变化,社会在进步,学生素质教育也要及时跟上,要重视他们的心理健康。现代大学制度试点协议工资问题要特别小心,大学要多讲理想,教育学生不能凡事都讲价钱。
梁刘柔芬代表(香港立法会议员)建议,教育发展,不仅需要沿着从学前教育到大学教育的路径,还要谋划好普通学历教育和职业培训教育乃至终身学习的关系。要特别重视学生共同的基本素质问题,如理性培养、遵纪守法、严谨治学等。要让学生继承优秀传统美德,增强社会责任感,使他们成为社会的好公民。
廖长江代表(香港学术评审局委员兼财务委员会主席)建议,内地职业教育方面现在过于重视技能培养,要加强服务态度和环保意识教育。在各级各类教育中,要贯穿传统文化教育,努力扩大国际视野,端正做人的基本态度。现在学生视野比较窄,赚钱的意识太强烈。
费斐代表(香港妇女基金会对外主席兼副会长)认为,高等教育要更加重视道德教育,现在贪腐现象比较严重,大学过于看重论文和学校排名,问题很突出。
重点问题要重点突破
代表委员们还就一些热点话题对《规划纲要》文本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林顺潮代表(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副院长)认为,《规划纲要》文本对0至3岁婴幼儿教育没有过多涉及,鉴于其重要性,建议花些资源研究,对0至6岁学前教育整体提出政策措施。
另外,从医学教育来说,发达国家基础医学研究生比例很小,大多数是临床医学研究生。而内地相反,有就业时又改变为临床医生的,临床医生花太多时间读与基础学科相关的硕士博士学位,这是教育错配,是制度设计问题。
刘佩琼代表(香港理工大学教授)认为,在《规划纲要》文本中,财政教育经费除了占GDP4%的指标,还应该有生均指标;改变文理分科和实行去行政化,操作很困难;支持职业教育、少数民族教育和西部教育,应当与学成后的就业机会相互匹配,而不是只强调一个方面;高校科研除了团队精神,还要强调独立思考和创新;学术评价和学术道德是大学的基础,一定要严格约束;民族教育应当强调融合与共同发展,不宜过多突出民族身份;像香港那样的高校拨款委员会可能行不通,但是增加专家咨询因素非常必要。
黄玉山代表(香港科技大学副校长)充分肯定《规划纲要》文本全面完整,但担心《规划纲要》在执行时会发生问题,指出如何实现《规划纲要》任务细节非常重要。比如,教师队伍建设应当向基础教育倾斜,进一步向农村倾斜;职业教育如何改变社会观念和家长看法,工作待遇一定要提高;研究生教育发展过快,特别是博士生不宜多,要提高其含金量;农村孩子进入名牌大学的比例减少,要给他们提供更多机会;对吸引海外人才,可以考虑香港内地共同聘用,逐渐习惯后再在内地稳定下来。
另外,大学评估如何做得恰当而不扰民,教育监测如何做到有效而精简,这很重要,否则会产生相反作用。(记者 焦新)
相关链接:《国家中长期 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专题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