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陕西省扶风县南阳初中的一处后院里，是一排破旧的教室。小儿麻痹后遗症患者袁兴才一手办起来的扶风县兴财印刷厂就在这里。

　　凭借这个小小的印刷厂，38岁的袁兴才养活着妻儿老小，也被评为市级“残疾人自主创业标兵”。然而眼下，这个印刷厂已基本停产，厂房里的机器落满厚厚的灰尘，库存的作业本半成品层层堆积。

　　印刷厂的停产，是由于以前给活儿干的扶风县教育局终止了他生产作业本的资格。“这些年，我该给的都给了，该送的都送了，没想到竟是这样的结果！”虽然教育局给出了终止资格的理由，但想不明白的袁兴才，仍然在气恼之下找到当地媒体，将县教育局收取高额回扣的内幕翻出来——“吃了我的给我吐出来”。

　　县教育局“统一管理”全县11个印刷厂 

　　袁兴才办厂搞印刷已有十多年时间。2000年，扶风县教育局将全县11个印刷厂“统一管理”，承印各自所在地区的各类学生作业本及学校办公用品。

　　所谓“统一管理”，就是由县教育局统一供给纸张，统一作业本封面图案(但纸张费用、封面版费由印刷厂自己负担)，作业本的价格也由教育局统一定价。每个学期，各个印刷厂按照教育局下达的配套数量，将印制好的作业本发放到各个学校。

　　作业本的收费，由学校从学生手中统一收取后交到乡镇教育组，而后上交县教育局勤工俭学办公室，最后，由勤俭办和各印刷厂结账。“统一管理期间，勤俭办每年召集各印刷厂厂长开会3到4次，会上分配印刷数量、发放配套表。”

　　这样的“统一管理”一直持续了9年。2008年12月中旬，袁兴才突然接到勤俭办的电话，通知说要检查印刷厂的全套证件。袁兴才拿着个体工商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以及印刷经营许可证的复印件交了上去。

　　十几天后的2009年1月1日，勤俭办再次召集11家印刷厂厂长开会。会上宣布：5家印刷厂继续取得承印学生作业本的资格，包括袁兴才在内的其余6家“出局”。

　　勤俭办给出的理由是，这6家印刷厂证件不全，不能继续生产。其中，袁兴才的厂子属于“印刷许可证”过期失效。得到消息后，袁兴才急忙找到教育局领导，表示自己的“印刷许可证”已拿去换领，再过几天就可以拿到。然而，他的申辩最终没有得到认可。

　　“干了这么多年，说不行就不行了？”袁兴才认为，印刷厂赚的是辛苦钱，教育局却只凭借着“行业垄断”，动动口就获取了相当的利润。证件过期无可否认，但让袁兴才不甘心的还有个原因：几年前，教育局曾出面督促更新设备，自己为此四处借贷贴了近20万元，“直到现在，贷款都还没还上，机器却因为停产成了废铁一堆。”

　　印刷厂年年被教育局揩油水

　　认为教育局过于“薄情”的袁兴才，面对媒体摊开了自己和扶风县教育局十年来的部分往来账目，以及受到教育局监管的一些书面材料，用于揭露“区区几元钱作业本后的巨大利益链条”。

　　“一般情况下，16开大小、50页的作业本，向学生收费是1本1元钱，勤俭办给印刷厂付账为0.63到0.65元；32开大小、 40页的作业本，向学生收费为0.45元，勤俭办给印刷厂0.22到0.23元。”袁兴才告诉记者，这中间的差价利润不小。

　　此外，各个印刷厂通过教育局购进的原材料纸张，价格与市场价相当，“但教育局统管着11家印刷厂的原材料采购权，他们谈的价格肯定要低得多。”

　　“玄机”不止于此。按照袁兴才算的账，自己的印刷厂在作业本生产过程中，每学期的经营入账为3到4万元，但在和勤俭办结账时，都会少收8000元左右。他出示的与各校结算清单显示：2007年春季，他供给的南阳镇的学生作业本费应收39584.4元，教育局给他的实际结账却为 31000元；2009年春季，南阳镇和法门镇黄堆乡共应收学生作业本费59379.5元，教育局给他的结账为39000元，“这中间的差价被扶风县教育局勤俭办占有了。”

　　和袁兴才同样遭遇的还有三家印刷厂的负责人——毕乃贤、强栓平、辛明师，曾分别负责召公、天度、杏林三个乡镇的中小学作业本供应，他们也向记者出示了相应的收据。

　　强栓平的印刷厂，负责天度乡中小学作业本的供应。2009年春季，天度乡共收取作业本费27809.3元，勤俭办只给他了 19579.89元，少了8229.41元。辛明师负责杏林镇的作业本供应，学生交作业本费为 35384.3元，结账为25500元，9884.3元不知去向。

　　“仅这四个乡镇一学期收取的作业本费，教育局就要获利38493元。”袁兴才说，这四个乡镇是扶风县学生人数相对少的，其它如城关、法门等镇学生人数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