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上海的艺术市场和文化氛围比北京差了不少。到底差在哪?很多同时在北京和上海呆过的艺术家,或多或少会来上一句:气场问题。
气场怎么了?
大学教师张勇,也是一名画家,在上海和北京各有一间工作室。“去北京,我和艺术家朋友见面,大家一块儿聊的是思想界的新动态和未来的艺术梦想;而在上海,同行之间寒暄的话题不外乎钱——现在流行什么画风,什么画能卖大价钱……”
工作在大学圈的有些上海青年艺术家有一种感觉:城市对于经济的追求,正在压缩着文化和艺术的生存空间。缺了文化,灵性便会随之消弭,创新和创意又从何谈起?
京沪艺术家的谈资差异
“科班”出生的张勇,受聘于复旦大学,上一门与绘画史有关的公共课。母亲是上海人,从小在上海学习绘画,这份“根系”似乎最终成了一种羁绊,阻止了他“北漂”的脚步。
尽管多数时间在沪上大学任教,在上海的工作室作画,但张勇仍时不时地逼着自己去北京混一段时间。按他的说法,北上的目的,最主要是去“透透气,领市面”,否则,“自己哪天沉沦了都不知道。”
上一回去北京,有位画家力邀张勇出席一个饭局,几个本不认识的艺术家闲聊几句,发现大家都是“文青”。话匣子一下子打开了,谈的是文学,诗歌,还有音乐!席间,还有人倡议,大家一起去听一次地下摇滚演唱会。
张勇立刻有一种找到伙伴的感觉。而在上海,他时常感到孤独。“和这里的一些画家们闲聊,话题总是那么务实,不是谈工作室的租金,就是谈最新拍卖的行情”。在上海的同行圈里,张勇常常被盛赞为“爱好广泛”、“有学问”。
此话另有深意:张勇喜欢和周围的朋友谈论思想史和文学史,德国哲学家尼采更是他的心头所好;但能接他话头、和他能聊得深入些的朋友,着实不多。
“艺术家不是工匠。对艺术史和思想史都是隔膜的,对整个社会是漠不关心的,能画出什么好作品来?”所幸,大学给了张勇一些安慰。在复旦执教,总有对美学和艺术史感兴趣的学生会主动找这位教公共课的老师聊上几句。很多时候,和学生还有学校的老师聊天,成了他排解“孤独”的方式。
无孔不入的“经济环境”
大学课堂,毕竟只是张勇生活的一角。他的更多时间在威海路696号度过。这里曾是威海路“汽配一条街”时代留下的废弃仓库,而眼下,这里已经集纳了70多个创意工坊和艺术家工作室,成了一个艺术家社区。
工作室,是张勇接触这座城市的窗口。时常有一些收藏家光顾这里,但这些与艺术行业相关的从业者,其实有一个更准确的称谓——投机客。他们的身上,几乎嗅不到任何艺术气息。“如今的收藏家,更喜欢投资一些雅俗共赏、容易出手的画作;而很多画家,也开始刻意逢迎收藏界和拍卖行的口味,放弃自己的艺术追求。”张勇很清楚,好的艺术作品,必然蕴藏先锋意识和原创性。可惜的是,当很多艺术家开始琢磨大众的审美需求,作品的艺术性也就迅速被消解了。
还有画家朋友来张勇的工作室做客,话题总是绕不开一夜暴富的神话。“某某画家靠着几幅让人看不懂的现代画已经发达了,买了好几套房子。”“那些已经发迹的人,现在过的生活跟娱乐界明星差不多啦”……
某媒体在谈及上海的文学大环境时认为——“如今,上海或许正在展示其金融实力,但没有什么迹象表明它重拾当年浓厚的文化氛围,也看不出它有健全的阅读文化。北京有舒适的咖啡厅和茶馆让人在某个悠闲的下午安安静静地读书,但在上海很少看到有人沉浸于书本之中——除非是美国最新经济论著的中译本,咖啡厅的交谈话题无外乎股票价格和楼市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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