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荡在城乡之间的“边缘人”
二代农民工向往城市却因户籍家庭背景等原因不被城市所接纳
快两年了,王东一直在北京朝阳区金盏乡打工。上世纪90年代,王东的父母就从安徽巢湖老家到金盏乡打工。几年后,他随父母来到这里,并在民工子弟学校读完了小学和初中。但由于没有北京户口,小王在北京无法高考,所以初中毕业后只能回安徽老家上学,并在当地考上了大专。2009年,大专毕业的他又回到了金盏乡,但一直没找到稳定的工作,只能在附近的小厂打零工。
没有户口,意味着王东不能享受到北京市民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父母都是外来的民工,王东没有任何可以利用的社会资源;每月1000多元的工资,买房成了遥不可及的梦想。谈到以后的生活,王东一脸茫然:“我不想回老家生活了,但在城市里也看不到发展前途,先在这边熬着,慢慢找机会吧。”
王东的生活状态,正是大多数二代农民工的真实写照。这些年,确实有一些二代农民工通过自身努力摆脱了贫穷、成就了事业,但大多数人还是由于家庭条件差、生存状况难而游荡在城乡之间,成为“边缘人”。他们来自农村,却由于长期在城市生活而对农村疏远;他们向往城市,却因生活压力、户籍、家庭背景等原因不被城市所接纳,很难分享现代生活的快乐。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与父辈相比,二代农民工也有自身显著的特点。他们接受过一定程度的教育,会穿西装、打领带,喜欢使用新款手机,普通话说得不错。除了干活,他们还喜欢考虑自己的将来,尽管这种筹划往往都是一个遥远的梦想。
李焕今年18岁了。自打他记事起,父母就把他留在山东的爷爷奶奶家,自己则外出打工。由于缺乏督促管教,李焕学习很不好,上到初中就不愿意再继续读书了,索性随父母来到了北京。
“刚来的时候,一下就被丰富多彩的城市生活迷住了,特别兴奋。”李焕说。但没多长时间,他就发现北京虽好,属于他们家的却不多,他父母在北京通州区打工,住的房间又小又乱,每天累得回来倒头就睡,几乎没有空闲时间。
16岁的时候,李焕拥有了第一份工作,就是在父母打工的厂里做杂工,干了不到三个月,他不做了。“活太累,我根本干不下来。”李焕说,之后他在餐厅干过服务员,在大街上分发过广告单,工作总是换来换去。
谈到今后的打算,李焕倒是很干脆:“走一步看一步,还能有什么打算?现在对我来说,不指望能在北京安家、落户、买房子,就希望赚一些本钱,以后可以做生意。”
专家认为,面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困惑,我们不能一厢情愿地要求他们回到农村,安心务农;也不能一味指责他们贪图享受,他们有改善自己生活条件的权利。政府应当加速户籍、就业、医疗、社会保障、农村土地等相关制度的改革,尽快消除造成城乡差别和工农不平等的体制性障碍,逐步打破城乡二元管理模式,为他们在城市提供更广阔的生存与发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