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近日，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秘书长、教育部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张力提前到达教育部举办的“回眸与展望”教育规划纲要实施5周年系列新闻发布会的现场，当天将发布教育规划纲要实施5周年第三方评估总体报告。

　　这次，张力的身份是这份第三方“总报告”的点评专家。从2008年开始参与起草、编写工作，不知不觉间，他已经陪着教育规划纲要走过了5年，走过了这部10年教育发展规划的一半历程。

　　提及教育规划纲要，就不能不提及一组数据：11个重大战略专题、36个重大问题的调研，组织工作小组成员单位、各省（区、市）和80多所高校开展广泛调研，邀请8个民主党派中央、4个社会研究机构、6个教育学会开展平行调研，安排60个驻外教育处组开展国际调研，邀请海内外各领域100多位高层次专家组成咨询组，在境内外召开不同层面的座谈会和研讨会1500余次，参与人员2.3万余人次，形成500多万字的调研报告……

　　如此大规模、大阵势，皆因教育规划纲要是21世纪我国第一个教育中长期规划，也是指导今后一个时期教育事业改革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从纲要诞生到通过“中考”，在党中央、国务院一系列超常规重大政策的强力推动下，在对教育民生的深切回应中，教育专家、教育管理者和基层教育工作者一路走来，在理想和现实的光荣之路上行进着、感受着。

　　他们凝视着，纲要从文本一步步走向实践

　　“教育规划纲要一定是改革的纲要，它从谋篇布局上回答了当时的社会预期，对老百姓现实需求的呼应程度是空前的。”张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回忆教育规划纲要出台前后的细节，更像是谈及一位久未谋面的老朋友。

　　2010年8月底，由时任国务委员刘延东牵头，成立了由中组部、中宣部、中央编办、发改委、教育部等20个部门组成的国家教育体制改革领导小组，统筹协调教育改革发展中的重大问题。

　　在张力的记忆中，当年教育规划纲要确定的8项重点任务和6个领域的制度设计，除了教育专家、教育管理者和基层教育工作者外，还凝聚了参与起草的十几个部委的意见。“教育规划纲要重在做好顶层设计，而纲要本身衔接教育系统内外的属性，又决定了纲要的制定必须着眼于教育系统之外的衔接合作。张力坦言，在涉及人才培养和使用、教育经费筹措等领域，如果没有各部门鼎力合作，结果难以想象。正是这一体制机制创新，保证了过去5年教育规划纲要的有力落实。

　　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周稽裘也曾是纲要的老朋友。纲要制定过程中，在500多位专家学者直接参加、近2000人参与的11个重大战略专题组的庞大队伍中，周稽裘是职业教育战略专题组的负责人之一。

　　“主持起草工作的时任教育部副部长袁贵仁同志，主持召开了好几次专题组联席会议，进行规划纲要结构和内容的研讨。2009年夏天，他还专门拿出一周时间，对收集整理上来的意见建议一条一条地磨，并特邀了4位来自基层的同志全程参加讨论，每一专题还邀请不同的专家分别讨论。”周稽裘说。

　　2010年7月8日，教育规划纲要正式印发。纲要描绘了未来10年我国教育改革发展的宏伟蓝图，教育改革发展的战略目标、工作方针、总体任务、改革思路逐一明晰。

　　此前的2009年，教育规划纲要面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各界人士通过各种渠道发表意见建议210多万条，发来信件1.4万多封。工作小组办公室及时汇总整理意见建议，累计编发近300万字每日情况报告。

　　针对社会关注度高、影响教育改革发展全局的4个方面20个重大问题，教育规划纲要又开始第二轮征求意见，有了更广泛的民意基础。

　　张力至今对当初意见最集中的20个重大问题如数家珍，从深化素质教育到解决学前教育入园难、入园贵，从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到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等等。“如今看来，有些是扎扎实实按照纲要要求来落实的，有些甚至是超纲要要求在往前大力推进。”张力把教育规划纲要的半程成绩单，归功于国家425个重大改革试点强力实施，考试招生制度改革上升到中央统筹层面，以大学章程为标志的现代学校制度建设以及办学体制改革取得新突破。

　　“职业教育发展有自身的特点，评价职业教育应该从全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来看。”同为此次第三方中期评估点评专家的经历，让周稽裘有机会从一个相对超脱的视野审视职教这5年。接到记者的采访邀约时，他认真思考后，给出了两个方向的回答。

　　从职业教育内部来看，在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这一主攻方向上，这5年的进展可圈可点。职业教育实现了突破，打破了天花板效应，改变了职业教育“断头路”的状况；通过继续教育、终身教育，探索学校教育与社会培训并举、全日制与非全日制并重格局，构建人才成长立交桥；通过技能大赛制度，打通我国大国工匠精英后备人才早期发现、早期培养和成长的渠道。

　　从职业教育的外部来看，这5年职业教育发展厚植了小康社会国计民生的基础。2014年，职业教育携手普通教育一起实现了高中阶段教育86.5%的毛入学率、高等教育37.5%的毛入学率，每年有1000万名身怀职业技能的中高职毕业生进入新增劳动力队伍，使我国人力资本积累和开发水平跨上了一个新台阶。

　　他们感知着，纲要从期冀一步步变为暖阳

　　“虽然已经退休3年，但对教育还是很关注。那年我反映过农村教师职称问题，现在政策向农村倾斜了，我也评上了副高。”时隔近7年后，记者再一次拨通原甘肃省景泰县中泉乡中泉学区教研员魏烈天的电话时，他的应答仍是那般温暖。

　　2009年1月8日，在中国教育报上看到教育规划纲要公开征求意见的公告时，魏烈天十分激动，觉得自己作为一名在边远农村工作30多年的教育工作者，有义务把对农村教育的观察、体验和思考写出来，为教育规划纲要提供一点素材。

　　于是，他拿出方格信纸，一写就是60多页，从制约实施素质教育的瓶颈，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评价与招生制度改革，到完善农村教师队伍建设的政策建议，连春节都没顾上休息。

　　如今，说起这些年农村教育最大的变化，纲要出台后这5年间的一幕幕仿佛在魏烈天面前一一重现：经费投入多了，办学条件改善了，教师培训受到重视了，贫困学生有资助了，教师待遇提高了，均衡发展也得到了有效落实。

　　2003年，因为看到学生在日记本上写下的一封“遗书”而开始研究生命教育的江苏苏州市相城实验中学副校长袁卫星，曾深深苦恼于周遭对教语文的他“不务正业”的指责，直到纲要开始大范围征求意见。

　　“针对当时我国生命教育落后于发达国家的现实，我和我们的生命教育团队，通过教育部邮箱，提出了‘国家层面开设生命教育课程’的意见。后来，纲要在‘战略主题’单元，明确提出了‘重视生命教育’的主题。”袁卫星说。

　　在教育规划纲要第一轮公开征求意见期间，曾有一个特殊的部门——公开征求意见工作组意见收集组。40名中青年专业人员，24小时不间断地收集、分类整理教育部门户网站留言及电子邮件，接收、整理和回复社会公众来信，并及时报送有关领导和纲要调研组。

　　“我们确立的工作原则是全面收集、专业整理、如实反映、及时报送，不让任何一条有价值的意见从我们的手中遗漏。”意见收集组负责人、时任中央教科所副所长的田慧生，曾这样描述当时的工作节奏和工作状态。2009年1月7日，公告发布新闻发布会当天，全组通宵未眠，翌日上午便及时报出第一份长达5万多字的意见摘报。

　　时间跨越到2015年。11月26日一早，教育部北楼二层报告厅，距离教育规划纲要实施5周年系列新闻发布会第二场，还有一个小时。西南大学博士生、基础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助理杨欣与西南大学基础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宋乃庆，一起紧张地进行最后的数据核对工作。历时8个月，40次易稿，深度参与义务教育第三方评估的经历，让杨欣从一个客观的视角审视这5年来的教育发展变化。

　　西南大学评估组依托的三大数据来源之一，是历时4年、900余名师生分赴全国28个省区市的7000多所中小学搜集的实证调查数据。“评估中有很多难忘的细节和重要的发现，譬如大班额问题。2012年开始调研时，义务教育阶段最大班额数为170人左右，但在2015年的抽样中，我们发现，义务教育最大班额数仅为108人，这说明我国义务教育在控制大班额问题上进步明显。”杨欣说，同样对比2010年和2014年义务教育均衡问题的数据，大量数据表明我国义务教育的城乡差距缩小明显，城乡间的部分差距基本消弭，甚至在某些指标上农村超过了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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