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是社会的大学，是社会的一部分，学校的信息化底座也应充分引入社会资源，而大学资源也应向社会共享。

王玉平 上海海事大学信息化办公室副主任

　　梳理疫情对高校数据治理、对外合作、服务模式产生的种种影响时，上海海事大学信息办副主任王玉平表示，“疫情延缓了业务数据治理的进程，因此疫情结束后需要回过头来加速业务数据治理和流程再造，更重要的是，要依靠业务数据推动教学科研信息化，只有这样高校才能完成育才造士、为国育人、为党育才的使命。”

疫情启示：重视数据安全 连通社会数据

　　《中国教育网络》：

　　疫情三年对高效信息化工作意义重大，以上海海事大学为例，您认为这三年对学校未来的信息化工作存在着哪些影响？

　　王玉平：

　　回望过去三年，一个清晰的事实会浮现于我们眼前：疫情防控中，高校信息化围绕数据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从数据采集到报表生成，从健康信息上报到核酸数据整理，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数据和信息化部门的努力。

　　在我看来，三年中信息化部门圆满完成了疫情防控任务，主要基于对人员数据进行了全面梳理与精准把控。其他高校也认为，若想在疫情期间做好数据统计、产出数据报表，就必须摸清、摸透全部的在校人数和人员类型。因为数据依托于人而产生，数据的主体必然是人，所以只有掌握清楚了主体的情况，才能去考察主体所拥有的属性，即人在一举一动中所产生的数据。

　　在疫情还未暴发时，上海海事大学就已着手进行人员治理，打下了坚实基础，这才有了疫情中成功的数据应用。

　　除对信息办的自身工作有所影响外，疫情更加强了信息办的外部存在感，使校领导对信息办产生了崭新的认识。以前中高层领导可能没有意识到信息化工作的数据支撑作用，但在疫情中，信息化部门全面及时、保质保量地完成了数据采集、规整、统计及上报工作。而在此过程中，校领导们也都逐渐意识到信息办可以输出数据，满足学校的各类数据需求，是学校运行管理中不可或缺的关键部分。因此，疫情后信息办的“存在感”空前突出，其工作的意义、内容和效果也得到了校领导的理解与认可。

　　当然，这也带来了另一个问题，党委对数据保密、个人隐私保护等数据安全问题的重视程度与管控力度也在短时间内迅速加强。可能以前党委的管理集中于业务、教学，但在疫情“洗礼”后，领导意识到——党也要管数据。

　　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往往隐藏着很多重要且意想不到的信息，一旦我们“揭开数据的面纱”，其背后富含价值的信息就会为我们的未来行动带来依据和指引，但这也意味着，“数据之门”不应向所有人敞开，信息也不能被别有用心之人利用。

　　疫情前，没有人意识到数据会发挥如此大的作用，所以这一部分依旧是监管的空白。但在疫情后，所有人对数据价值都有了极为深刻的认识，学校也开始对数据安全提出了严格要求，开始考察信息办的保密制度和审计制度。对此，学校党委也召开过几次会议，要求重视数据安全相关工作，督促我们在日常工作中落实相关制度。

　　《中国教育网络》：

　　除更加重视数据安全外，以上海海事大学为例，您认为高校在疫情中还能收获哪些数据相关的启示？

　　王玉平：

　　我始终坚持的一个理念是“大学是社会的大学，是社会的一部分，学校的信息化底座也应充分引入社会资源，大学的资源也应向社会共享”。因此，疫情中我们尝试接入、使用社会人员数据，起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具体而言，我们与上海“随申办”APP（上海市政务服务“一网通办”移动端）合作打通了人员身份认证接口，确保了入校人员身份真实有效。例如，疫情期间若有校外人员希望入校，那么其可以在“随申办”APP上直接申请，申请后，我们便可接收到该人的基本身份信息，并且传递过来的信息已经过上海市大数据征信认证，其真实性与准确性无需担心。

　　所以，我希望以后可以打通、接入更多的社会数据，同时也思考如何高效率、符合数据安全要求并以需求为导向地去复用社会数据。

　　于高校而言，即便疫情终结，对于后续校友或校外人员入校，社会数据依旧提供了一个非常严谨的身份认证的功能。同时应用场景还能扩展到多个维度，比如，如果身处上海的毕业生想要申请自己的成绩单，我们就可以直接利用随申办中的数据进行身份认证，然后将成绩单发放到毕业生手中，由于数据经过上海市大数据中心的确认，所以申请者的人员身份百分百真实可信。

校内外合作：推动教学、科研信息化

　　《中国教育网络》：

　　疫情中，可能更多是人员数据在发挥作用，那么您认为未来业务数据会起到什么作用？数据治理又会扩展到哪些应用场景？

　　王玉平：

　　不管高校形态如何演进变迁，育人永远是高校的根本，高校的核心业务也一定紧紧围绕着教学与科研。因此，未来可以进一步探索通过业务数据惠及教学科研信息化，并且在政策引导和广大师生的积极配合下，使数字化渗透进教学科研中，使两者在有机结合中产生质的变化。

　　由于科研教学的主体，既不是信息化部门，也不是管理部门，所以两者的数字化和信息化转型往往难以推进。对于普通业务来说，如果某一管理部门产生了新需求，信息化部门可以直接与该部门对接，了解具体的业务和需求，然后再在理解透彻的基础上通过重构系统解决问题。但是教学过程、科研过程，不是一两个部门或者一两个人就可以决定，它的用户主体是师生，而每位老师都有自己的教学习惯、流程和风格，在科研上亦是如此。

　　因此，如何抽象出统一的、共性的科研流程与范式依旧是尚待解决的难题。更重要的是，如果没有特殊情况，老师们并不愿意去改变熟悉的教学方法和科研路径，教学科研的信息化更无从谈起。所以，教学科研信息化首先要综合、提炼大部分师生的共性需求和意见，其次还需要师生的高度配合、支持以及教务、科研部门的正确引导，通过政策和各种激励制度驱动教师行为的改变，只有这样教学科研数字化才能摆脱掣肘、走上正轨、实现突破。

　　目前，我校围绕科研信息化建设了科研管理系统，但是此类系统依旧服务于管理人员，帮助他们集成、记录教师的科研项目和相关信息，而主动汇集文献资料、高性能计算等以教师为核心的科研数字化服务建设依旧任重而道远。

　　《中国教育网络》：

　　除了建设难度和师生配合外，在您看来，教学科研信息化中还存在哪些困难与挑战，又应该通过何种方法解决？

　　王玉平：

　　即使我们找到了科学、合理的建设方式，师生也主动积极配合数字化转型，那么成本和经费问题又成了转型中的“不可承受之重”。简单来说，高校自己内部要建设一套服务于教师科研的设施，其成本比企业建造一套多高校共用的设施要大得多。

　　例如，如果有高校希望发展人工智能技术推进数字化转型，那么它要购入 GPU 设备、显卡和服务器，仅三项设备就要花费数十万元，相反，如果高校选择与阿里云或其他运营服务商合作建设，可能成本就能迅速降低到几千元。

　　因此，我认为通过校企合作引入社会资源从而降低建设成本将会是未来的发展趋势之一，教学科研信息化建设犹为如此。

　　我曾阅读过一篇国外文章，它提出了一个尖锐又引人深思的问题——高校是否应该取消信息化部门？

　　文章也给出了一个观点：随着师生信息化素养的提高，高校内部可能无需再自建基础设施，直接复用社会上服务商的基础设施就大功告成。虽然文章提出的问题可能过分激进有待商榷，但观点本身却很值得参考，我们学校也正在此方向上积极探索。对于规模较大的高校来说，它可能有能力、有资本自建高性能计算中心，但是对于中小规模的高校来说，直接使用社会上的已有资源肯定是更好的选择。

　　除科研外，教学也可以受益于校内外合作。目前部分高校正积极建设虚拟实验或仿真实验平台，而在工作效率与人员分配的要求下，此类建设必须要依托于校外企业。因为，高校完全自主实现相关平台建设并不是其最重要的核心价值点，事实上，高校技术人员的核心价值点在于设计，在设计完成后寻求企业支撑共同实现最终产品，有机会再推广到其他高校，这是高校自主引领建设的普遍流程，其中高校人员的职责在于动脑而非动手。

去系统化：服务模式转向轻便、快捷

　　《中国教育网络》：

　　您认为，在疫情后，信息化部门的服务模式应如何进一步提升改善？未来还会有各类紧急情况出现，该如何构建第一时间响应师生需求的、灵活的服务模式？

　　王玉平：

　　与其说疫情对服务模式有所影响，不如说在全国数字化浪潮奔流向前的影响下，高校服务模式天然地发生了转化。在“十二五”期间，即信息化刚刚起步或逐渐壮大的时期，那时大家对系统的概念不理解，或者还不是很接受，还需要信息化部门主动推动各部门使用业务系统。但是到“十三五”之后，就有业务人员反过来对系统的便利程度、好用程度提出了要求。直到疫情暴发后，师生及各类人员的需求更为突出，尤其是业务人员会主动提出建设系统来解决一些特定问题，而非按照传统的人工模式解决问题。

　　目前在校大学生作为“互联网土著”，成长于互联网“极速狂飙、突飞猛进”的时代，本身就更偏爱移动端应用，所以我们的服务界面或服务介质也必须转向移动端，或者转向线上网页。

　　此外，师生的共性需求，实际上也很简单直接——所有系统、应用一定要便捷，方便他们使用，我们可能还会将其他因素纳入考量，但对他们来说，“哪个便利、实用我用哪个”是唯一准则。

　　以社会上的应用为例，如果一个APP操作注册的流程繁琐、麻烦，使用起来也很不便，那么这个APP极大概率被使用者闲置甚至删除。所以我始终倡导“一切从简”，能不建设新系统就不建设，最好采用现有的技术方案对问题进行快速响应，根据师生问题与需求针对性地解决“痛点问题”，或者用微服务技术进行“点对点打击”将问题迅速解决。

　　之前信息化部门处于“打地基”阶段，建设基础的信息系统底座，但现在地基打好后，就可以进入“打补丁”阶段，即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迅速解决，无需再去浪费时间和精力建设更多繁杂的系统。

　　在“十三五”末期时，我们就制定了一个战略规划——“去业务系统化”，把庞大、分散的业务系统全部精简掉。以资产管理系统为例，以前老师要办理资产入库，都要登录资产管理系统进行操作。但现在我们把该系统和类似系统中面向师生的服务部分全部剥离并汇聚到了网上办事中心。留下来的系统，哪怕是从企业购入的系统，也仅仅对业务部门内部使用。

　　另一个例子是，疫情阶段师生进出校需要预定校车，相关部门就希望我们建设一个校车预定系统，但我们并没有同意，因此为此建设一个新系统无疑是对资源和时间的浪费。疫情期间师生进出校，本来就需要在系统中申请或报备，那为什么不在申请或报备时让师生顺便预定校车呢？所以我们否决了建设校车系统的提议。而这个例子也鲜明诠释了，如果能复用现有应用和功能则首先选择复用，或在此基础上“打补丁”增添新的功能，只有前路不通才去做新的流程，原则上尽可能不去建设新的系统。

　　《中国教育网络》：

　　对于提供轻便、快捷的服务模式快速响应师生需求，您认为高校应有怎样的思路？

　　王玉平：

　　若想实现我们的目标，那么必须要夯实信息化的能力支撑平台，或称为新基建，当然后者的内涵更为丰富一些。于我而言，疫情防控这三年，信息化部门能够响应学校需求，最主要的前提是“十三五”期间建设完善了校内的能力支撑平台，即使没有完善也肯定到达了一定的成熟度，所以才能快速响应师生或业务人员的需求。因此，各高校首先要具备能力支撑平台，其次不断优化、迭代这一平台。

　　所谓的能力，实际上是遇到问题时我们手中拥有的“积木”，有了“积木”，我们就能快速搭建想要的“房屋和建筑”。比如采集、存取数据，面向校内人员发送短信，这都是一种能力。换言之，在遇到新应用场景时，我能够借助能力支撑平台快速满足该应用场景的需求。所以对于其他高校，如果尚未把平台夯实，可能未来要针对这一部分进行着重建设，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便捷、高效的服务模式，在关键时刻快速响应师生需求。

　　撰文：王雅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