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教育制度包括学校管理制度，是工业化以后逐渐建立起来的。现代科层制度是现代教育和学校管理制度的基础，控制是管理的核心，单向联系、垂直管理、适当赋权是现代管理制度的基本原则。统一性、标准化、以教定学是现代教育制度的基本特征，招生、学籍、学分、文凭、职称、职位等的控制是教育管理的关键要素。实践证明，这样的制度，行政效率得到了保证，教育发展空前迅速。

　　自从建立现代教育制度以来，第一，教育普及率大幅提高，教育实现了从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的转变。与工业化进程如影随形，蒸汽机革命时期开始普及小学教育，电气化革命时期开始普及初中教育，电子化革命时期开始普及高中教育，人类进入信息社会以来，高等教育的普及化逐渐成为国家发展的普遍议题。第二，教育的概念不断拓展，教育实现了从一次性、阶段性向多次性、终身性的转变。“一朝学习、终身受用”的观念已经被终身学习、终身发展的观念所取代。继续教育和在职培训普遍盛行，资格证书、资格再认证制度已经成为终身学习的最重要的制度保证。第三，教育与社会深度融合，学校从有围墙向无围墙转变。100多年前杜威说“学校即社会、社会即学校”，当时很难被人接受，现在不仅在社教融合、产校融合方面普遍流行，灵活的学籍制度，鼓励在学创业制度，达到了杜威当年完全无法想象的程度。斯坦福大学把大学本科的4年制改变为6年制，6年期间学生可以随意进出，学分充足即可毕业，可以说是学校和社会深度融合的时尚先锋。第四，国际化进程深入推进，从国家标准向国际标准转变。国际入学标准、学业标准、质量标准、课程标准、考试标准越来越从理论走向实践。20世纪末，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起的PISA(国际学生评估项目)，21世界初的《欧洲博洛尼亚进程》，吹响了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加快国际化的进军号。

　　但是，尽管如此，教育管理的基本思路、基本制度依然是在我们熟悉的轨道上滑行。而互联网、数字化、智能化的加快发展，给世界带来了万物互联、偏平化、免费分享、虚拟世界的全新景观。在这样的背景下，多样性逐步替代统一性，个性化逐步替代标准化，小型化逐渐替代大型化，以学定教逐步替代以教定学。对此，传统的教育管理体制与机制将会越来越不适应。

　　在世界万事万物相对分离的情况下，管理的一项重要工作和功能，就是把教育资源根据需要整合起来。比如，学校就是把教师、学生、内容、方法、手段整合与联系起来，国家通过经费和政策为学校的管理提供保证或进行问责。而互联网、物联网及其相关技术的突破，把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的万事万物都联系了起来，而且这种连接迅疾、广大并且基于个体发出者的要求随时任意组合。原来的科层制度的必要性和控制力均在下降，分散化、小型化、流动性趋势不断加强。每个人既是数据的分享者，同时又是数据的提供者。毫无疑问的是，垄断性、封闭性、自上而下的主导性的积极意义不断弱化，互动性、开放性、个体的能动性不断增强，教什么、学什么和怎么教、怎么学的固有模式正逐步瓦解，希望学什么就教什么、希望怎么学就怎样教的崭新模式将逐渐兴起。

　　面对如此景象，固有的管理显然面临着变革的挑战。这种情况似乎在各行各业都普遍发生，比如无人驾驶汽车从技术上说已经成熟，而现有的法律制度、交通管理制度、人们的行车习惯、特别是利益关系，明显成为新的技术、新的生产力发展的阻力。但是，生产力是最革命、最活跃的因素，最终它一定会推动生产关系变革。这种道理具有普遍性。尽管因为教育行为不仅与生产力紧密联系，而且与社会关系、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紧密联系，教育管理的变革无疑更复杂，也更需假以时日，但教育管理的变革同样是不可避免的。

　　互联网背景下的管理变革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话题，教育又有其自身的特征。第一，管理理念从控制观向服务观转变。变外在的强制性要求为激发内在主观需要，通过协商式合作达成共同目标，通过提高服务水平、服务能力提高管理效能。第二，管理中心从管理者向被管理者转变。文本规章都是灰色的，社会创新之树常新。在日新月异的新环境下，不仅要看怎样满足于条文和规章，更要看怎样有利于工作，怎样有利于发展。第三，管理方式从垂直管理向扁平化管理转变。通过搭建数据平台，推进平台的使用，利用平台的使用，收集更多的数据，达到优化管理的目的。第四，从“一刀切”、粗放式管理向个性化、精细化管理转变。要办好每一所学校，教好每一个孩子，为每个学生提供适合的教育，就必须充分利用现代网络条件和大数据技术提高管理水平，推进各个层面的个性化服务。第五，从单向管理向双向互动转变。互联网时代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角色变化、身份互换的经常性、普遍性，师与生、官与民、老板与员工，供方与需方、卖方与买方、赢方与输方等，随着场景的不同，随时可能互换，持久的、单向作用的管理模式将越来越失去活力，代之而起的是双向的、多向的互动，共同构建有动力、有压力、有约束力的管理新模式。

　　（袁振国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主任。曾任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秘书长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