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rrett Hardin（1915－2003）是美国著名生态学家，“公地的悲剧”就是他提出的著名概念。他于1972年发表文章说，对人对物的态度应该是不一样的。对于人，在证明其有罪前就要假定其是无辜的，现代法律的精神一般都是如此；对于物（药品、化妆品、食品等），在证明其“无辜”之前就要假定其是“有罪的”，或者说，在证明其安全之前就要假定其是不安全的。

　　对物为什么要这样苛刻呢？因为人们发现：对待未知事物的最明智的方法就是进行必要的概率判断。比如说，不断有新药被研制出来，而经验告诉我们：新药药效不灵的概率是比较大的，而新药有不良副作用的概率却相当大。美国在1962年将“证明安全之前假定其不安全”这样的原则写进了法律。触发这一法律调整的原因是，欧洲国家很多孕妇服用一种名为“反应停”（Thalidomide）的药品后，生下了怪胎或像典子（日本故事片《典子》的主人公，一个顽强生活的无臂残疾人）那样一出生就缺胳膊缺腿的残疾婴儿。在全世界，受“反应停”之害的残疾儿数以万计！值得庆幸的是，到欧洲发现“反应停”的可怕副作用之时，美国人尚未批准这一药物。倒不是美国人有先见之明，而是官僚作风致使该药的审批手续缓慢。这是坏事变好事的一例，也说明，技术进步速度快，未必永远是好事。

　　Hardin在文章的最后说：人口越多，对技术发明的态度越应该谨慎、越保守，否则，一旦发现技术应用的不良后果，苦头就要吃大了。

　　如今，这一思想在全世界是有共识的。比如，迄今并没有过硬的证据表明，全球变暖主要是由人类活动造成的。可是，假定有朝一日证明了确实是人类活动造成的，我们还来得及遏制全球变暖的趋势吗？那时地球可能已经走上了万劫不复的道路。因此，在证明气候变化不是人类活动导致的之前，就必须假定是人类活动导致的，并采取相应行动。我们中国目前大张旗鼓地节能减排，就是负责任的重大行动之一。

　　在我们中国，秉持这些认识的人还不是很多。结果，至少从“反右”以来，由于未证明有罪就给人定罪，就不断地有冤屈事件发生。最好的结果，是蒙冤者若干年后获得平反。比如，李洁非在《中华读书报》上撰文指出，1984年7月26日，著名作家丁玲在医院里得到中共中央书记处已经批准了《关于为丁玲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的消息时，下面这句话脱口而出：“这下我可以死了！四十年沉冤，这次大白了！”这是何等惨痛的教训！而在食品、药品、化妆品等领域的审批与监管，又是那么“宽松”，未被证明安全的产品畅行天下，于是出了一桩又一桩阜阳毒奶粉之类的令人发指的安全事故，让人欲哭无泪。

　　对人对物就该不一样。这么一条简单的原则，何时才能真正落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