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伴随着英国高等教育投入绩效问责的产生，全球高等教育发生了“管理革命”。大学在应对财政危机和加大成本绩效核算的同时，开始建立专门机构负责拨款和合同管理、学生财政管理、财政预算执行等事务。正如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高等教育学教授罗杰·盖格在其著作中所述：“紧随着管理革命的是另一项变化，即新的经济理性的标准正日益渗透到大学的决策中……更多的大学组织机构被期待着支付它们自己应承担的费用。这些趋势进一步发展，教师的影响力从大学事务的某些重要部分退出。”

　　中国大学在此管理革命浪潮中，也正在发生着深刻变化。目前，我国很多大学在这种管理理性促动下，要求学院在学校拨款总额基础上承担其教学、科研等成本。在这种管理制度以及各学院人员工资、福利、奖金等比照压力下，大学中的学院开始被强制或主动地卷入商业企业中或进入商业市场中。于是，大学教师如何保障大学的学术使命，保障大学的学术自由就成为问题。

　　大学使命与本质属性是学术自由、学术自主、学术中立。大学治理中，时时应该坚守的一个原则是大学的学术理性。但在目前情势下，中国大学很难有学术自由。

　　一方面，因为学院有了“创收任务”“绩效管理”，使学院不得不重视“经济利益”，在强制完成学校规定的学术目标的同时，学院不得不进入商业市场和企业中，去争取更大的利益。当学院和教师有了企业这一利益相关者后，企业的诉求将影响大学教师的学术自由、学术表达。大学学院、学院教师甚至成为企业的代言人。其学术的公正性、权威性很难保障。

　　另一方面，政府对大学“官产学研”合作的促进政策，也在左右大学的学术自由。目前政府号召校企合作，期望高校企业可以“协同创新”，在政策和资金的“绑架”下，协同创新往往成为一个符号，学术使命往往成为一种工具。

　　同时，政府科研政策的诱制政策，也影响大学学术领域发展。教师个人有兴趣的领域和方向有时很难与政府基金项目相一致，教师为获得资助，不得不改变方向。这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更为明显。此外，各大学的“科研霸权”政策左右大学教师的行为和学术自由，教师不得不在科研上投入更大精力，取得最好是“短平快”的结果。教师的学术经常成为一种安身立命的东西，而不是一种兴趣。

　　管理理性虽然被很多学校证明是一种有效的管理方式，但对大学而言，管理理性的利用须注重其应用边界与效果。大学的核心业务，如教学、科研是不可以定指标、分任务的，对此进行“绩效管理”是一种对学术不尊重的表现，虽然可以取得一些临时性的成果，但对大学可持续发展来讲，却是致命的伤害。

　　学术自由终归是大学安身立命之本。聪明的管理理性应该是对教学、科研以外的活动，如后勤、行政服务、推广中心等进行严格的“管理”并“问责”，对学术的东西应该给予充分的自由让其“放任发展”。只有教师有了真正的学术自由，教师内在的科研潜力才能得到真正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