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各种考核指标，其实是针对落后的10%的人而制订的，但这恰恰对顶尖的10%的人形成了限制。”在5月22日复旦大学举行的庆祝建校107周年第46届科学报告会上，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对当前急功近利的科研考核体系表达了不满，他认为，科学研究需要忍受一定的孤独，社会应该宽容这个孤独。

　　22日的报告会上，三位“70后”青年学者分享了各自的学术感悟。杨玉良用“转换”来点评他们，“历史系余欣从时髦的影视学转到研究敦煌。物理系张远波的研究从核物理转到石墨烯。中山医院史颖弘做转化医学，把实验室的研究结果转到临床上去治病救人。”

　　杨玉良话锋一转，举了两个从文科转向理科的例子——世界一流物理学家爱德华·威腾的研究方向是弦论，获得过数学菲尔茨奖，但他本科学的却是历史。哈洛德·瓦尔默思本科和硕士拿的是文学学位，结果去读哈佛生物医学博士，最终获得了诺贝尔奖。

　　为什么我们国家没有这种从人文学科转到自然科学的实例？杨玉良分析道：“一个历史学毕业生要去念医学博士，首先考试就过不了。我们总希望把一个人的水平定量，差一丝一毫都能看出来。但实际上我们都明白，不能如此精确地来表征一个人的能力和成绩。”他进一步举例，哈佛大学教授罗尔斯十多年没有一篇文章和一本著作，但系里没有扣掉他一分钱的津贴，最后他拿出《正义论》。物理学家肯尼斯·威尔逊获得教职，评估时发现他一篇文章都没有，物理系投票让他离开。后来校长去跟他谈话，听完他的研究内容后给他延长了年份。恰恰就在第二年，他的文章像潮水一样涌出来，三年以后获得诺贝尔奖。“如果这个校长比较短视的话，这个诺贝尔奖可能就被扼杀了。”

　　“科学研究有时候需要忍受一定的孤独，社会应该宽容这个孤独，而不是逼得他孤独得过不下去。”杨玉良透露，复旦最近正在重新设计考核指标系统，宽容是必须坚持的原则，“对学者宽容，在一种非常柔性的系统下，才有可能让具有高度创新能力的人涌现出来，才能出现一流的科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