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材施教”欠缺对学生的挑战？

　　钱学森先生曾说：“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被称为“钱学森之问”。对于这个问题，国内科技界和教育界的许多学者都尝试回答，给出了一些很有启发性的答案。

　　今年1月，我有幸访问了加州大学系统中3所研究型大学，分别是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UCSB）、洛杉矶分校（UCLA）和伯克利分校（UC Berkeley），有机会与三校一些参与管理和领导工作的教师对话，深入了解其教育体系的方方面面。其中，大学如何培养拔尖创造型人才是我所关心的主题。针对钱学森之问，我所访问的学者们都给出了他们的回答。如果说对于我们而言“钱学森之问”还是一个问题，那么对于他们而言这已经是经验之谈了。

　　第一位学者是让·克罗斯基，他是伯克利校长的国际事务特别助理，也是上届学术委员会主席。克罗斯基教授是一名材料学家，每年都为伯克利的新生开设跨学科新生研讨课“音乐中的材料”。在研讨课中，他们一起拆开小提琴、钢琴等，研究不同材质的琴弦、不同材料的琴身产生的不同声音，从物理学、材料学和音乐三个维度引导学生从不同角度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在谈到如何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时，克罗斯基教授讲了他的教学故事。

　　在他的专业材料科学课上，有一名优秀的学生课后找到他，说：“教授，我要特别专注学习纳米科学，在我40岁时成为一名优秀的纳米材料工程师。”他的回答是，“孩子，在你40岁时，纳米科技的人才已经饱和，这门技术已经没有什么潜力了，你有可能找不到工作”。那名学生听到这个回答，沮丧地离开了。

　　过了几天，那个学生又来找他，问老师，“那么，在我40岁时，什么科技会比较有潜力，会更需要人才呢？我现在要更加专注学习哪个领域的知识？”

　　他认真地看着这个学生，慢慢地说，“孩子，我也不知道，你可以自己找到答案。”

　　克罗斯基教授对钱学森之问的回答就在这个故事里，他的意思是要挑战学生，这样学生才能超越教授，超越既有的知识范式。我问克罗斯基教授，在伯克利有多少教授这样挑战学生？他的回答是，在伯克利的教师中这是常识。

　　第二位学者是泰勒·斯托沃教授，他是伯克利文理学院负责本科生教学的院长，本身的学术领域是法国史。在谈到如何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时，他认为有三点非常关键。

　　第一是跨学科的教学。跨学科的知识背景帮助学生从不同角度看待问题，帮助学生超越既有知识范式去思考。在伯克利的本科教学安排中，有新生研讨课、伟大思想课程、线性跨学科课程计划、辅修/双学位教育以及独特地将跨学科教育和本科生科学研究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跨学科研究领域本科专业”。这些制度结合起来共同实现这一目标。

　　第二是大学的考试。大学的考试中应该有一些题目具有开放性答案。这样的考试学生要想得A+，伯克利同事们的标准是，学生必须发现并且阐释一些对于教授而言新的观点，并且找到材料支持自己的论点。在一开学，所有学生都知道这样的标准。这样的考试成为对学生普遍的挑战。

　　第三在于如何配备师资。当伯克利有一名教授退休后，学校需要引入新的教授，他最好与退休的教授不同，能够带给学校新的研究思路和视野，开出新的课程，帮助教师和学生从新的角度理解和思考世界。

　　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两面临海，风景十分秀丽。这所高校有一个特殊的本科学院名为“创新学院”，本质上是一所住宿学院。这所学院成立于1967年。虽只有47年历史，它却已经培养出1名诺贝尔奖得主——2009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卡罗尔·格雷德。创新学院培养出来的其他杰出校友有很多，格雷德只是一个代表。

　　创新学院现任院长为古生物学家布鲁斯·蒂凡尼。当我问他“创新学院”如何培养学生创新能力时，布鲁斯回答：创新能力不是培养出来的，每一名学生天生就有创新能力。

　　创新学院努力将创新能力强一些的人选出来，给他们提出更高挑战，并让他们在大学亲自参与到创造进程中，使其创新能力及早开始呈现。挑战和参与创新是创新学院的核心哲学，这些核心哲学已经开出了绚丽的花朵。

　　加州大学几位学者对“钱学森之问”的回答，提醒我们持续反思我们的教育：回答钱学森之问的教学策略，是否超越了孔夫子“因材施教”的传统束缚呢？“因材施教”强调了“教”的因素，强调了既有知识的权威和束缚，但忽略了学习者要成为什么人。韩愈《师说》中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但老师，是否更应该成为学生的挑战者？我们是否给予学生足够的挑战？是否激发起他们的好奇心、持续的学习和探索欲望？是否使他们具有了生机勃勃的学习动力和生命力？当他们具有不同于传统的构想时，我们如何保持宽容并提供足够的支持？卢晓东（北大元培学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