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称指标数字化背后是高校的“学术GDP”追逐，偏离的指挥棒亟待矫正—

　　让青年讲师不再做科研“匠人”

　　听到湖南教授做职称评委开房收钱消息的那一刻，北京一所著名高校教育学院的宋涛教授没有感到丝毫意外。

　　几年前，他就听一位在外地高校任教的评委朋友抱怨，每年临评前，家里来客总是络绎不绝，都是全省托各种关系找上门来的，每次都是在家接待到凌晨三四点，严重影响了家人休息。

　　“存在即合理”，在宋涛教授看来，一边是千军万马挤独木桥，一边是对掌握生杀大权的评委缺乏监督，“如果不把偏离的评价指挥棒拨回来，丑闻的发生难以禁绝”。

　　学术GDP凸显行政化之弊

　　参与过多次评委工作之后，宋涛教授越来越有一种“被绑架”的感觉。

　　宋涛感觉，评审看似都由专家来完成，但实际上最重要的事情都是按照行政化规则进行。

　　比如申报者发表了几篇文章，是否符合条件，打分的等级都由行政人员做好，最后发给评委的就是一张满是数目的纸，比如说一位作者发了4篇文章，出了一本书，拿了一个课题，“评委们看到的都是数据”。

　　打分的标准是由论文发表的数量及论文发表期刊的档次决定的，至于论文在讲什么内容，专家评审时却难以发掘，“有的地方在评审职称时，甚至只要求提供论文封面和目录的复印件”。

　　拿到数据之后，根据学校下达的指标评议，再根据打分定出基本排名，最后考察面试时再平衡一下。

　　在宋涛教授看来，这是一个很滑稽的角色，“第一是数数，第二也变成行政人员的一部分，因为平衡本身就是政治学的概念”。

　　宋涛认为，签字的都是学者，行政人员没有在任何一个环节签字，但这一切无法遮蔽行政化主导的“指挥棒”，简单化、指标化对待教育，而专业的学术评价则被淡化，“行政权力干扰了学术权力”。

　　武汉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所长胥青山教授对这一观点表示认同。

　　在他看来，职称指标的数字化背后就是高校追求“学术GDP”，使“教师”变成给科研打工的“匠人”，越来越脱离教师教学的本质，也脱离了大学育人的本质。

　　胥青山教授认为，其根源就在于大学目前还是在由行政部门来管。随着数据时代的到来，越来越多的工作政绩需要靠数据支撑。显而易见，申请多少项目，发表多少论文，获得多少经费是可以用数据来证明的，为教育行政部门提供了考核便利，逐步成了考核标准。而教书育人是软指标，短期内难见政绩。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学者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论文买卖成为一个内部公开的产业，评审拉关系、走后门，让学界人心涣散，学术道德日渐腐败。

　　“不是没有发现问题，是谁也不愿承担改革的风险”，这位学者认为，学校一级的改革面临现实困境，一方面面临教育主管部门的考核，一方面又涉及学校的经费，改一下，不用别的，等大学排行榜一出来就坐不住了，“教育行政部门需要站出来，不能让改革总成为下一届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