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两弹一星’时期，现在科学家不缺钱，但创新氛围反而差了。有钱以后，怎么做科学？我认为科学文化非常重要。”在政协小组讨论会上，物理学家张新民委员起了个话头。

　　张新民和几位科技界的委员都感觉到，中国没有诺贝尔科学奖得主，缺少大师，却有一系列科研乱象，其中一个关键是缺少科学文化。

　　热衷功利，忘了科学信仰

　　张新民说，中国科学家有点“官本位”，爱聊“谁当了什么什么官，哪个项目让谁负责了”，把这些跟学术连在一起谈。

　　张新民还感觉，中国科学家在意钱——“我得有点结余，不能光考虑今天啊。”

　　南京大学教授高抒委员则感到，中国学界有江湖气。“江湖上有两种人：一种是‘我们一伙儿的，我就赞成，不一伙儿我就反对’；另一种是没有是非，把钱忽悠来就是成功。”高抒说，“科技工作者决不能这样。不讲学术信仰就乱套了，就什么事情都能干，没有底线了。”

　　“学术团体是有信仰的一部分人聚集起来的，这是很要紧的前提。”高抒说，“科学诞生时就有共识——参加科学团体的人，必须有学术信仰，不是来投机倒把的。所以做事要认真——是就是，不是就不是。”

　　“达尔文那个年代，不用写项目申请书，也不用写结题报告……你自己的钱，写个假论文，自己骗自己有什么意义？”高抒说，早先科学家不会造假，他们没必要跟自己过不去。

　　高抒也谈到，二战后，在国家资助的新秩序下，有科学家被腐蚀，因此也要引入外部管理，不能依靠自觉，但科学信仰仍然是不可或缺的，科学团体也在维护科学信仰。

　　高抒举例说，欧洲二战后兴起的著名的Gordon研讨会，参会先要宣誓，绝不泄露会上听到的东西，这就是对当时剽窃之风的一个反击。从欧美各种科学团体的入会规则来看，学术信仰仍然是其核心原则。

　　“而中国的学会在维护学术风气方面，作用不明显。”高抒说。

　　次序第一，不懂平等争论

　　“我们不习惯反对，喜欢搞全票赞成。其实任何事情怎么会没人反对呢？”张新民认为，中国科技界缺乏碰撞，以及由此而生的思想火花。

　　“这可能是因为中国科学家缺乏‘平等的同事’意识。”张新民说。他讲到自己1987年去美国留学的一件事：“我刚见导师，张口闭口‘Professor（教授）’。讲到第三遍，导师说：‘我有名字，叫我名字。’在国外大家都是同事，互相称呼名字。”

　　“回国后，我慢慢又变了。哪个学生不叫‘老师’，而是叫名字，我会感觉不舒服。”张新民说，“双方都觉得怪。”

　　“科学家一定要讲平等。导师跟研究生首先是同事关系。”高抒也说：“西方人不叫‘老师’。我刚回国，让学生叫名字，他说他叫不出来。”

　　“对中国人，次序是第一的。”高抒说，在外国，大家看重声望高的人，但不会刻意排序。国外学术会议，总能涌现出尖锐的年轻人。而我们中国人喜欢让老同志上去讲。讲的不好，下面还鼓掌。

　　“尊老是传统美德，但不能用到创新上头。”张新民说，这样会导致年纪大的人说了算，阻碍创新。

　　高抒说，国内有的学术权威、院士级人物，听完别人发言后说：“你这东西完全是错误的。”

　　“我没有听外国学者这样讲——‘你讲的全是错的’‘一点根据都没有’”高抒说，这样不尊重别人，就变成乱吵了。讨论要讲事实、逻辑。“我位置高，你位置低，所以你十有八九是错的”的气氛就不对了。

　　“讲英语的学者喜欢用‘Yes，but’模式，比如‘你刚才讲的事情基于某某前提，但我认为此前提是否存在一些问题？’”高抒说，尊重对方、表达意见和进入讨论氛围，是有方法的，这也是中国学者缺少的学术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