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洋过海来到中国近30年的SCI一定想不到，自己会从一个最初是为了科研人员在短时间内找到与自己研究工作密切相关论文索引的工具，发表国际论文的示范并引导中国学者在国际上发表论文的推动者，逐步变成某种程度异化和扭曲科学研究目的，绑架科研和学术评定，让国内学术共同体爱恨交加、心情复杂的核心评价指标。

　　科研是为了认识世界和解决生产实践问题，论文只是科研过程中的副产品。由于我们对科研活动的规律性认识不足，把复杂的科研活动简化成等同于论文发表，再用论文发表的载体区分研究者水平高低显然是不靠谱的。如同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必须进行主动或者被动调整类似，如今破除SCI崇拜并建立新时代中国特色的科技评价体系，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重要一环。

　　当然，一切问题的根源，不是SCI，而是异化它的力量。

SCI引入中国的前世今生

　　上世纪60年代，《科学引文索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简称 SCI）在美国正式出版。之后又拓展到社会科学、艺术和人文学科领域并发行了网络版Web of Science，成为世界上权威的科学文献引文数据库和功能完善的科学文献检索工具，与EI（工程索引）、ISTP（科技会议录索引）并称世界三大科技文献检索系统。

　　从本质上说，期刊和所发表的论文只是SCI的统计样本， SCI的核心是科技期刊和论文索引（Index），就如同图书馆内的图书分类卡片。在资讯不够发达的年代，SCI对于科研人员查阅最新文献、减少期刊订阅成本、追踪国际科技前沿以及具体的课题研究时有较大的帮助。在互联网时代的今天，SCI原来的本质功能逐步衰减。

　　然而，它通过统计大量的论文以及某期刊某论文在某学科内的影响因子、被引频次、即时指数等量化指标来对期刊、论文等进行排行的功能，对于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学术界来说非常具有吸引力。因为改革开放之前，科研水平高低、科研经费的拨付，并没有什么量化标准，也没有同行参与评价，完全是由行政部门官员说了算；上世纪80年代开始有了同行评审，但当时直接参与科研工作的人员数量有限，学术圈子非常小，评审不够严谨，主观性太强等。当然，改革开放也让中国科技界放眼世界。

　　在这种情况下，南京大学率先提出了用SCI量化指标来衡量科研人员水平的评价方法，并在之后被国内高校、科研院所吸收沿用，逐渐成为主流的学术、科技评价方式，对于引导国内学者在全球高水平期刊发表论文，提升中国科研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接轨国际前沿科技，在当时是起到了积极作用的。

SCI先天的缺陷和不足

　　当时的SCI给我们提供了科技评价客观的尺子，历史地看，是一种进步。但谁也没有想到的是，SCI逐渐被神化，在科技评价中，唯SCI、ESI的做法越来越严重、普遍。

　　为了迎合这种量化指标性的评价模式，有的学者靠热点、拼凑、抄袭等，短短几年发表数十篇甚至百余篇SCI论文，却对解决实际问题没有任何意义；有的高校为了SCI的光环，在进行人才招聘的时候直接“明码标价”，要求3—6年内要发表多少篇SCI文章，否则不能留任；有的省份甚至将SCI、ESI指标纳入到高校建设指标中……

　　SCI本身有其天然不足与缺陷，一旦唯SCI，其先天的缺陷对于科研整体的误导和弊端就显现出来了：

　　第一，SCI“偏科”严重。

　　不同学科情况不同，SCI无法“一概而论”。由于SCI侧重基础科学类期刊的收录，因此主要适用于以发表论文为主的基础学科和应用基础学科的成果，对很多工程应用学科并不适用。

　　即便在基础研究领域，不同学科之间也是冷热不均，如生命科学、化学、材料学等容易发SCI论文的学科就应者云集，而物理、数学等学科就举步维艰；即便是同一学科，不同的研究方向有的偏理论，有的偏应用，有的热门，有的冷门，此消彼长之下，学科内部的发展也会出现极大不均衡。这种忽视科学研究提高对自然界认知和解决问题的可能性，而仅仅以SCI为风向标的功利性倾向完全异化了科研的目的。

　　不仅如此，学者需要发表SCI论文，高校也需要SCI数量光环加持。可以说，SCI、ESI等评价指标直接影响和改变了中国高等教育的生态和格局。

　　第二，用确定的时效绑架了不确定的科研产出。

　　正常的科研活动需要做深入研究并长期积累，如果用SCI论文发表的时效、数量来评判，那科学史上很多著名科学家都会被“淘汰”。以201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时年59岁的加拿大科学家唐娜·斯特里克兰为例，作为55年以来该奖项唯一的女性获奖者，她仅有6篇论文代表作，其中获得诺贝尔奖的那篇论文还只是发在影响因子1.0左右的学术期刊上。

　　第三，引用率准确性的问题。

　　一般情况下，论文的引用率与论文的质量成正比。然而，论文被引用的原因比较复杂，有肯定性引用，也有否定性引用，有一些具有较高价值的论文的引用率并不高，比如像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以及很多数学的公理因为是常识而不会出现很高的引用率。而也有不少论文虽然在发表后获得了极高的引用率，后来却发现没有什么价值，甚至是错误的。例如，去年曝光的前哈佛医学院安维萨教授的31篇与心肌干细胞“c-kit+”相关的论文，不仅引用量很大，还有很多模仿研究，最后因涉嫌伪造和篡改实验数据被撤稿。所以仅仅根据引用率来评定科技成果，就很难全面评定出可经受起长期考验的科学成果，甚至可能评出错误的结果。

　　第四，英文期刊占比过高造成影响因子偏向性过强。

　　截至2019年6月，SCI期刊库收录了全世界1.1万多种期刊，其中主要是英文期刊。这就使得英文语种期刊之间和论文之间有很高的引证率，影响因子随之水涨船高，而其他语种期刊的影响因子则相对较低。由于SCI期刊较少收录中国期刊，因此很难用SCI这个评价标准涵盖国内学术杂志上发表研究成果的中国学者，客观上造成大量的优秀学术成果都涌向国外学术期刊，并使得国内学术期刊严重“营养不良”。

　　第五，很多重大的科技成果无法用SCI评价。

　　论文的发表和引用仅仅发生在学术团体内，也就是说，只有写论文的人才会引用别人的论文。科研是探索未知世界和改造世界，解决生产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很多重要研究成果并不一定是以论文的形式来呈现，很多论文可能启发或指导了工程技术人员解决了实际问题，但他们不一定去写论文，就不会产生引用。比如，互联网早期的研究根本就不许发表论文、数码相机取代胶片相机不是学术论文能够实现的、移动互联改变了我们的信息获取方式是在大量研究基础上取得的，但这些研究论文很难上得了“高被引排名”。用论文的引用率只适合评价个别学科基础理论研究。以发表载体评价论文水平，以论文引用次数评价研究人员水平，这肯定不是搞科研的目的，因此科研评价导向要尽快脱离论文指标的绑架。

SCI是如何被扭曲的

　　科技评价由改革开放前的行政部门说了算，到有一定数量指标作参考，应该说是一种进步，但过分重视数量指标导致了科研工作忘了初心。这些年对科技评价进行改革的呼声此起彼伏，可谓一浪高过一浪，报刊文章和论文很多，政府部门的文件意见也发了不少，但实际进展并不明显。以论文评价科研水平的方法改不掉的原因可能很多，归结起来可能主要是以下四个方面的因素：

　　第一，我们的职称与待遇挂钩体系单一，或者说只有评上某个级才能使其待遇得到保证。社会上经常质问，外科医生只要手术做好了，能治病，为什么必须发表论文？因为单一的职称与待遇挂钩体系，外科医生要评上职称，才能长待遇，制度上没有为外科医生、农业技术人员、工程技术人员等设计出其他合理增长待遇的渠道，他们也只能按要求拼论文。

　　第二，在文化上我们往往追求显性的公平。显性公平就是要有可靠的数量指标比较，论文数量或被引用数量、期刊影响因子等数据容易计量，容易比较。如果不能用定量的数据来比较，用定性估计说谁的水平高，职称判评给谁，也许评审人是出于公心，但难免有人就有认为你有猫儿腻。

　　第三，现行的以论文数量或引用量评价科研人员水平的方法已经形成了明显的受益团体。对于从事生物、化学、材料等基础研究领域的人，对于善写和易写论文的研究人员明显有利，期刊出版界明显是受益者。如果改掉现行的评价方法，目前还看不到谁是明显的受益方，当然，分类评价更公平，对国家科技发展有利。

　　第四，各个层次的科技管理部门勇于担当的领导少。口头上或认识上，不少领导都看到了以论文数量或引用量评价科研人员水平的方法产生的弊端，有些评价方法的改革，其实就是部门或单位领导下决心即可，但有些人还是犹豫不决。譬如：很多大学校长都认识到了以论文相关数量来评价教师水平对学科和学校发展带来的危害，但校长有权却很难下决心改变这种数量评价方法。很现实的问题，如，某个学校想取消对发表SCI收录论文的奖励，但我们学校改了，其他学校不改，我们排名下滑怎么办，校长能向学校交代吗？

　　如今，有人戏称SCI、ESI等指标就是学术界的GDP，原因就在于这些指标与奖金、拨款等物质利益因素直接挂钩。很多项目评审组仅仅根据申报材料里的SCI论文数目和引用数量就得出评审结论，几乎不去考察论文的内容和实际水平如何；同时，众多学者的“帽子”、收入也与这些数量指标关系甚大，比如目前国内几乎所有大学都对学校员工发表在SCI收录期刊的论文实行奖励制度，而且把期刊分为不同级别种类设立不同的奖励金额，在《Science》《Nature》等所谓顶刊上发表论文的奖金更高……上述种种，自然就出现了“SCI崇拜”的怪圈。

　　它使得大部分科研人员将科学研究的目的从解决问题演化为发表SCI论文，科研评价成了数SCI论文，这其实也就解释为什么“唯论文”会成为科研领域的大问题。由于学术共同体的认知模式已经被这套量化指标绑架，直接导致了一些学术不端现象屡屡发生，也让一些国内学者更愿意在国外期刊上发表论文，造成了国内科技期刊水平“矮化”。

“SCI崇拜”不破 新评价体系难立

　　中国科技要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科技评价机制和导向，而破解“SCI崇拜”直接关系到新时期科技评价机制能否成功确立，因此我们应该重视以下几点：

　　首先，应有效地扭转科技评价的功利化导向。鉴于科学研究的长期性和积累性特点，对科学研究成果要进行分类评价，针对不同类型的科研开展全面的综合评估，应将同行评议与其他多种评估手段结合起来，围绕着知识价值进行定量指标、定性指标、机构对比、国际比较等。评估内容不仅应包括近期论文的产出和引用，而且更应包括其多长期综合影响，突出同行评议的价值评估。学术界应该减弱对SCI收录期刊发表论文的神圣化，大学和研究机构应取消对发表SCI收录论文的奖励。

　　当然，造成对SCI等指标的崇拜主要是利益的驱动，因此也需要国家出台相关措施，从上下游系统的斩断这种链条，前提依然是建立有效、符合当前中国国情的学术和科技评价机制。

　　其次，本土的科技期刊应该起到积极作用。中国科研人员用中文发表论文是责任也是义务，受国家科研经费资助的研究成果首先应该在国内发表，让国人能看懂才能提高国民科学素养，提高国家的竞争力。一些打着SCI收录、中文核心期刊的噱头，却因为某些评审看不懂国人的优秀研究论文连连拒稿，导致论文作者改投国际顶级期刊，并被封面报道的反转事件时有发生。国内科技期刊与其花费大量精力和财力钻研如何被SCI收录，不如多吸引高水平编委和评审，让优秀论文通过期刊真正体现出它的科研价值，才是迈向一流学术期刊的有效途径。

　　2018年11月14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召开的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化改革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见》，会议提出“要以建设世界一流科技期刊为目标，科学编制重点建设期刊目录，做精做强一批基础和传统优势领域期刊”，这为中国建设一流科技期刊指明了方向。事实上，只有科研管理机构不再盲从SCI了，学术期刊不再打破头挤进SCI了，鼓励中国科研人员将研究成果第一时间在国内发表，才能达到提高中国科研水平国际影响力及保有科研数据知识产权的根本目的。作为学术论文的出口和重要终端，本土学术期刊能否崛起将成为确立中国特色新时代科研评价标准的关键一环。

　　最后，过度重视在国外期刊上发表论文，是国内科技界学术不自信的表现。从国家角度来说，由于国内一些科技期刊的羸弱和评价制度的不合理，导致中国人的研究成果都争先恐后地拿到国外期刊去发表。科学无国界，但科研经费的来源是有国界的，技术的使用是有国界的，知识产权的归属更是有国界的。科研成果首先在国外发表，使得国内同行不能在第一时间受益，影响了中国的科技发展，浪费了国家的科研经费投入，这是个大问题，应该要得到根本改变。

　　当然，我们也欣喜地看到，从去年开始，科技部、教育部等多部门破除“四唯”“五唯”的专项行动对于中国的学术、科技评价体系无疑是一个破而后立的重要契机，代表作和标志性成果等多维评价机制的探索将为中国特色科研评价体系的建设提供重要的借鉴和依据。

　　（作者为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副会长兼人才发展专委会理事长、清华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