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次“中国远程教育学术圆桌”综述

　　对远程教育基本规律的认识是推进实践的关键，同时也是当前实践发展的瓶颈。我国远程教育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已然取得有目共睹的成就，而与此不相适应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远程教育理论的研究却稍显迟滞。

　　为了深入探讨中国现代远程教育基本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中的核心问题，特别是远程教育学科体系的建设问题，本刊和北京师范大学远程教育研究所联合主办了第九次“中国远程教育学术圆桌”活动，主题为“现状与展望：中国现代远程教育基本理论与学科体系建设”。与会专家就我国现代远程教育基本理论和学科建设中的若干重要问题展开了深入研讨。我们将研讨会上的主题发言与讨论内容择要归纳如下，希望引起更多远程教育实践者和研究者的关注，继续共同推进远程教育的发展进程。

　　参加此次研讨会的专家有：

　　丁新 华南师范大学教育信息技术学院副院长，教授

　　徐皓 上海电视大学副校长，研究员

　　陈庚 北京交通大学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院长，教授

　　单从凯 山东广播电视大学远程教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袁昱明 浙江广播电视大学图书馆馆长，研究员

　　尹伟中 《中国远程教育》杂志社社长

　　研讨会由陈丽（北京师范大学远程教育研究所所长，教授）、严冰（中国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副校长，《中国远程教育》杂志主编）主持。

　　（一）

　　中国远程教育理论的形成路径是怎样的？如何梳理中国远程教育理论？远程教育理论应当包含哪些内容？这些问题需要扎实、广泛的基于文献的研究。丁新在研讨中提出了一系列看法。

　　中国远程教育理论的形成与梳理

　　丁新：中国远程教育理论的形成，无非是下面五条路子。第一条是对国际远程教育理论的系统引入及其本土化。我们最近做了一系列的国际名人研究，这也是对国际远程教育理论的系统引入。另外，《中国远程教育》、《中国电化教育》等等杂志都很重视国际会议的综述，这也属于系统引入。系统引入很重要的方面是本土化。第二条是中国实践的理论概括和提炼。中国远程教育的丰富性、复杂性是其他任何国家都不能比的。第三条是教育学分支学科的影响和渗透。我认为直接影响远程教育的是成人教育学、教育技术学。第四条是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理论的应用植入。根据文献调研，我们发现：自然科学理论试图用自己的理论解释远程教育的现象，但还没有到很深入的程度。第五条，远程教育“纯”理论研究。理论研究队伍是主力军，没有这支队伍就成不了气候。

　　对中国远程教育理论的梳理有很多方法，一是从历史年代沿革来梳理；二是按照国际远程教育发展的大规律去分析我们处在什么阶段。我们可以按照历史参考系和国际参考系来将理论“切成块”，一块一块地梳理是比较好的。

　　远程教育理论研究的内容，可以归纳为11个方面：基本概念和理论；资源建设、媒体和教育技术；学习和学习支持服务；系统建设和分析；产业和经济学；质量保证体系；政策、决策和社会学；发展战略研究；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与创新；评估理论和实践研究；远程教育专业和学科建设。

　　作为理论研究最重要的还是基本概念和理论。要界定好远程教育的领域，这是研究问题的出发点。逻辑起点的问题也必须确定，否则后患无穷。逻辑起点还是脱离不开本质特点，实际上远程教育中教的活动和学的活动可以分开，但并不是完全分开——“可以”两个字非常重要。究竟怎么表述远程教育的逻辑起点？我们要用辩证的观点处理这个问题，抓住本质，明确逻辑起点，然后再来研究问题。

　　理论研究的第二个方面是资源建设、媒体和教育技术，这是受教育技术影响很大的子体系。

　　第三个方面是学习和学习支持服务。支持服务的概念是从国外引入、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而形成的共识。在这方面，我国远程教育界已经有了很多自己的成果。

　　第四个方面是系统建设和分析，国内在这方面做得最好，中国电大的系统模式、普通高校网络学院的系统模式都各有其丰富的内容。

　　第五个方面是产业和经济学。谁也不能否认远程教育可以产业化，当然它的产业化趋势是有控制的，教学还是占主导。对于进入市场经济的中国来说，远程教育产业属性的研究是不能回避的问题，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新领域，也取得了成绩。由此在理论上形成了对远程教育的判断标准，从单纯的质量观逐渐转向质量效益观，用质量效益并重或者质量效益有机组合的价值观来判断远程教育办得是否成功。

　　第六个方面是质量保证体系。这方面非常复杂、难以把握，但又必须要做好。我们取得了成绩，但也存在问题。

　　第七个方面是政策、决策和社会学的问题。社会学已经进入到远程教育研究的视野，而社会学实际上与政策决策有很大的关系。政府关于远程教育的决策肯定是同社会有关系的，很多政府文件都提到了发展现代远程教育、构建终身教育体系，这已经超出了远程教育领域，而是着眼于全社会。

　　第八个方面是发展战略研究。这是非常关键的问题。从规范管理的基础上走出来，尽快步入改革创新的阶段是中国远程教育的当务之急，这属于战略性的课题，理论工作者当然义不容辞。同时，这方面也还有很多政府应该做的事情。

　　第九个方面是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与创新。电大系统正在做这方面的事情。中央电大“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开放教育试点”是教育部经过慎重论证的。实践证明，论证过的东西就是好。

　　第十个方面是评估理论和实践。现在这方面的研究还很欠缺。应该说在电大的土壤上形成了丰富的远程教育的评估理论和方法，但是还缺乏提炼。

　　第十一个方面是远程教育专业和学科建设。电大在这方面做了很大的贡献，构建了中国第二代远程教育的理论体系、办学模式、教学模式、资源建设和应用模式、学习支持服务模式，提出并实践了步入第二个十年的发展战略，总结并应用了面对信息时代机遇和挑战的理论，以及资源建设总体设计优化和规范化的理论和方法，并在实践中提炼了中国远程教育评估的理论和方法。

　　（二）

　　远程教育学科建设和理论研究必须清楚地界定学科研究范围，厘清实践和理论层面上应当重点研究的内容，抓住本领域特有的关键性问题，形成自身的概念体系，探求解决特定问题的逻辑的、结构化的科学方法。这些都是今天远程教育发展中迫在眉睫的事情。如果研究的对象、研究的问题不能区别于教育学的其他学科，那么这个学科存在的意义就会遭到质疑。陈庚、徐皓、袁昱明等人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远程教育学科的研究范围、研究重点与核心问题。

　　陈丽认为，远程教育的逻辑起点是教师与学生的时空分离，从这个基础上来说，在远程教育体系中，关键的新概念是“教学交互”。她进一步阐述了教学交互层次塔，试图从教学交互微观角度说明教学交互本质的东西。对远程教育学内容框架的概括、对学科基础与基本要素的梳理，则是为了集中探索直接指导实践的基本规律和方法。陈庚在发言中更多地关注远程教育学科的研究方向、远程教育主干课程体系等问题。此外，梳理新的工作范畴，扬弃传统教育理论，以及远程教育学科的学科基础和定位等等，当然也都是需要慎重考虑的问题。

　　学科建设与理论研究的方向、范围与重点

　　陈庚：关于远程教育学科的研究方向，我认为应该包括四个方面：信息技术的远程教育应用、 远程教育管理、远程教育教学资源的开发、远程教育的学习支持服务。

　　远程教育学科的研究范围不应只局限在目前范畴的远程教育。从今后的发展来看，信息技术的广泛采用使得普通面授课堂中越来越多地采用非面授方式的教学，因此传统学校中的教师和教育管理者其实都在介入远程教育的领域。我认为，我们的研究范围要包括传统学校中的面授教育、非面授教育和现在的远程教育，这样，远程教育学科会更有生命力。

　　此外，确定专业学科的英文名称时也要认真考虑，要有前瞻性，与国际接轨，避免出现名称限制发展的问题。

　　徐皓：远程教育理论研究的重点，我认为目前最主要的，一是普及相关理论，让实践第一线的工作者了解已有的成果性的东西；二是希望对远程教育试点中的问题开展专题性探究，探究包括研究、探索、实践。从微观层面来讲，可以重点研究资源的整合、教学的交互、教和学的支持服务，以及质量保证。这四个方面仍然是重中之重。

　　袁昱明：远程教育研究要抓住规范实践的生命线，要抓住培养人的目标（价值判断）和实践指导功能（价值实现功能）。学科的框架要具有开放性和综合力，避免教育学的危机和走过的弯路。学科建设过程中要注意保持开放和向后兼容的能力。我们将要建立的学科框架需要和现在的哲学、人文等学科的框架兼容起来，否则就是没有生命力的，和其他学科没有共同语言。整个教育理论的生命力在于指导和规范实践，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要形成工作的语言范畴体系或者说经验体系、知识体系。新的实践领域非常宽广，我们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在历史上，教育学的产生过程中，教育学的学科建设和理论形成本来就不是同步的。在构建远程教育理论和学科的过程中，同样会出现类似现象。

　　远程教育领域的学科建设和理论研究应该抓住远程教育特有的关键性问题。中国品牌的远程教育理论究竟是什么？是“远程交互”，即霍姆伯格所说的“远程教育活动本身”，它既要联接远程教育中的学生和教师（含导学教师及教育者），还要联结学生和学习材料、教学计划、课程等。“远程交互”体现了特定的“行为”，也是交互距离的“实体”，保留了穆尔远程教育理论的全部内核。远程交互是一个关系范畴，构成主客体和主体间关系，并形成基本矛盾、活动和动力。远程交互是一个实践范畴，交往实践是实践论的最高范畴，交往是交互的哲学结构。远程交互具有强大的范畴结构功能。

　　构建中国远程教育理论时，一定要有马克思主义的交往理论在远程交互中的运用。马克思的交往理论在远程交互中的运用是远程教育理论的创新点，也是中国特色的着色点。我所提出的“超越式交往—交互”理论的全称是“超越物理时空同一的交往交互”理论，是指超越物理时空同一的类主体再生产的社会活动或者教育活动。超越不是摈弃，而是扬弃，应当保留课堂教学、校园教育的经验和理论的合理成分。

　　藐视远程交互理论（包含支持服务在交互中的响应程度等）的实践付出了很大的代价，这从反面证明了交往—交互理论的指导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