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技术变革教育这一问题上，历来存在着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两种不同看法。乐观主义者，如爱迪生在百年前电影刚刚被用于教学时，就曾预言：“不久将在学校中废弃书本……有可能利用电影来传授人类知识的每一个分支。在未来的10年里，我们的学校将会得到彻底的改造。”然而，一百年过去了，我们的学校并没有因电影而得到彻底改造。悲观主义者则认为，技术变革教育是一个乌托邦，因此千方百计地拒斥技术走进学校。但时代潮流浩浩荡荡，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被称为“数字原住民”的新一代学习者陆续走进学校，更是让教育再难把技术关在校门以外。

　　斯坦福大学的教育史家拉里·库班20年前曾对计算机在课堂中的历史命运进行了一个综合性考察。他发现：迄今为止，还没有明确的证据可以表明，教学和学习效能的改进确实是由应用信息技术引起的。计算机对学习的影响微乎其微，当研究人员对此问题做进一步探索时，发现计算机的使用并没有以人们对学习的科学认识为基础；相反，它们只不过是被视为现行课堂教学的点缀而已。“买得多，用得少，用不好”始终是一个令人困扰的难题。信息技术在进入学校的过程中很多时候都面临着进退两难的窘境，在促进教育和学习效能改进上难有作为。这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问题，其背后隐藏着错综复杂的社会、文化与历史因素，是技术决定论的教育改革思维在学校中形成的根深蒂固的文化结构导致了信息技术的应用效果不彰。

　　过去几年，笔者参与了在全国近20个县域实验区开展的信息化促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的改革实践探索。在改革实践中，通过顶层设计规划、技术环境创新、教学模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以“双轨混成数字学校”这一整体解决方案有效解决了农村薄弱学校和教学点“开不齐课”“开不足课”“开不好课”的难题。

　　我们似乎更应在反思和总结既有经验的基础上，对技术变革教育的前景持一种谨慎的乐观态度，为教育信息化创新发展确立一种更加具有系统性的方法论和更加人本的价值观。马克思曾经说过：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则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正如机器大生产催生了工业时代的现代学校教育一样，未来信息技术在教育领域的深度应用，必将改变教育的生产方式，创造出信息化教育的新形态。但真正创造出这种信息化教育新形态的，并不仅仅只是一块屏幕，更重要的是隐身在屏幕背后的“人”，包括教育行政管理人员、教育研究人员、教育信息化行业人士，尤其是每天都活跃在课堂里或屏幕上的一线教师及无数孩子。

　　（作者系华中师范大学教育信息技术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