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中国从事在线教育的企业数约2400-2500家，拥有数十万门在线教育课程，用户达到了近亿人次。在“互联网+”的涌动中，有了“互联网+教育”一词的流行。与此同时，有人对这一说法提出质疑，认为相对于教育的特质和互联网的特征，“教育+互联网”的提法更能准确地反映教育与互联网的关系。

　　人类社会几千年来经历过多次重大的环境、工具的变革，每一次新工具的发明对人类发展都是影响巨大且关键性的，对教育的影响也是十分巨大的，而教育作为一个行业或专业，它的连续性始终保持着，而且有着较为严密的组织结构，外在环境和各种因素的影响就如同给一株千年古树施肥，依据树的性能、需求和机理去施肥，就能让它枯木逢春，这就是“教育+互联网”理路；以相反的方式，“互联网+教育”，以一张网的方式把这株古树罩住，或用堆土的方式把它掩埋，就可能把它闷死，或是罩住或掩埋了很长时间，两者之间也未发生实质性关系。互联网这一新工具的影响只是比历次更为迅速普及，作为一种工具来说与前几次没有本质的差异。

　　教育是以人为工作对象和主体的，不同于经济和其他以物为对象的领域，在工业、商业等其他领域或可以用“互联网+”，运用到教育领域时应慎重对待。

　　有人或许认为依据加法的交换律，两个加数相加，交换加数的位置和不变，进而得出结论：“互联网+教育”与“教育+互联网”是等值的。但是，由于这里相加的不是两个数，而是两个有社会实际存在的实体体系，位次排列不同导致的效果差距其实很大。

　　选择“互联网+教育”还是“教育+互联网”，既基于互联网的特征，也与个人的主观选择相关，其根本性的差别在于主动加还是被动加：选择“互联网+教育”就是把互联网当作操作系统，当成社会以及教育建构的要素和系统力量，依照这种全新基础，依据互联网法则重新统合社会以及教育的运作和管理模式，这种选择实质上不仅是困难的，也是不现实的，难以体现教育的精髓。经过人类社会数千年的发展，教育是包含哲学理念、组织实体、方法体系、内容范畴等多层多面多主体的存在，以“互联网+教育”的思路寻求两者的结合，加什么、怎么加依然是一片模糊。

　　选择“教育+互联网”，就意味着把互联网当作传播工具，延伸现有的教育影响力和价值，原有的社会与教育也需要随着互联网发生巨大的变革，但教育的基本逻辑没有根本性改变，由教育当事人自主选择要慕课还是被慕课，是否选择翻转课堂以及谁在翻转、如何翻转，站定教育立场，明了需要什么，以人的天性为依据而非用互联网去改造人的天性，以学生有没有学到什么或学生学得好不好为标准进行选择和结合，方能实现人的健全发展。

　　如果选择“互联网+教育”，还存在作为操作系统的互联网由谁建造、由谁掌控的问题，最终走向单一标准的最优存在，次优被淘汰，从而导致丧失多样性。

　　稍稍做些调查不难发现，那些不了解教育的以“互联网+教育”方式发展起来的企业总体上存续时间，要明显短于那些以“教育+互联网”的方式发展起来的在线教育实体。就是说“互联网+教育”本身在一定程度上误导了资本和在线教育，走进“教育+互联网”才能良性复归。

　　沿着“互联网+教育”的思路，很多企业将关注点放在了搭建教育平台上，而忽视了内容的创新与完整性，导致其产品课件和试题重合率极高；忽视了教育需求者的真实需求，一部分教育产品只是在用“炫酷”的技术做表面的“先锋实验”，并没有针对提高教学效率与质量提出相应的对策，严重脱离了教学实际；或对线下教育进行简单复制，以为把它们放上互联网就必然优于没有互联网的教育；或过于简单地认为互联网必然倒逼教育变革，必然带来更公平、均衡的教育，有移动终端就可在任何地点在网上选择各自喜欢的课程学习。

　　其实，从“互联网+教育”转向“教育+互联网”，要从转变教育理念、态度开始，让教育积极主动地去加上互联网。

　　从不同角度看互联网可以得出互联网特性的不同表述。从管理角度看，平等、开放、互动、共享是其主要特征，而传统的形式化或制度化学校以及其他教育机构都相对比较封闭，难以共享，互动性不够，也存在等级性。互联网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师生之间相互选择，管理与被管理者之间相互选择。其结果是不当的教学会使学习者远离而被淘汰；不当的管理者会使被管理者逃离而被淘汰，因此教学、管理乃至评价更接近于多方协商而达成共识，形成共同认可的规则，并遵循共同认可的规则。

　　从符合互联网精神的角度看，服务是互联网的基本精神，从管理角度看，实现由管控到服务是“教育+互联网”在管理上的本质性转变。有鉴于此，“教育+互联网”需要整体更新管理理念，让各方以开放的心态，平等参与规则制定，共同维护互联网教育良好秩序。同时依法对互联网进行管理，避免非专业话语对专业话语的“绑架”。

　　（作者：储朝晖 系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原载4月19日《光明日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