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建利

　　华南师范大学教授，是国内最早研究慕课的学者之一。前阵子，在国际智慧教育大会上，他做了一个报告《未来学校的模样》。

　　在那个演讲中，他从当年苏霍姆林斯基的帕夫雷什中学到尼尔的夏山学校开始，结合最近一些年在世界范围内涌现出来的十多个新锐新潮理念下的先进甚至另类的学校典型案例，讨论了未来教育和未来学校的模样。报告末，他说，未来已经来临，只是尚未流行。

　　对于2016年的慕课，焦建利认为，慕课在主题、模式、技术等诸多领域开始走向分化和多元。

　　《中国教育网络》：您觉得2016年慕课的进展主要有哪些？

　　焦建利：就我个人的观点，2016年，无论是在国内还在国外，慕课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涌现出了更多的慕课平台，成立了许多慕课联盟，开发和组织了大量的慕课课程与教学；

　　第二，许多学校开始涉足慕课领域，包括过去不少观望甚至反对的学校。

　　第三，基础教育领域的慕课开始受到关注。除了华东师范大学的慕课C20联盟之外，在基础教育领域，深圳市南山区教育局组织的慕课以及东莞市组织的莞式慕课，都可以说是在基础教育领域的一些大胆尝试。

　　第四，慕课开始走向多元化。一些慕课不那么“大规模”了，一些慕课不免费，甚至不“开放”了，也有一些慕课不单纯是“在线”的了。慕课在主题、模式、技术等诸多领域开始走向分化和多元。

　　第五，慕课开始由一片喧嚣趋于理性。人们开始把更多的目光和精力投向了慕课教学法、基于慕课的混合学习、学分认证等复杂问题和更为深入的问题之中，而不再是简单地争论慕课好或者不好。

　　《中国教育网络》：在最近的会议中，您做了一个主题为《拉里？库班的警钟》的报告，您再次提到一个观点：技术是解决方案，那么，问题到底是什么呢？那么，您认为问题到底是什么？今天的问题和2～3年前的问题有什么不同？

　　焦建利：在《拉里·库班的警钟》这个演讲中，我借用了几位美国专家的观点和看法：

　　第一位就是美国雪城大学教授唐纳德 伊利（Donald Ely）的观点，“技术是解决方案，那么，问题到底是什么呢？”这是要警告我们，我们不要误入技术决定论的泥潭。

　　第二位就是拉里·库班的观点，在他曾经出版的一本书中，他用的标题是《卖得太多、用得太次》（OverSold and UnderUsed）。我非常认同拉里·库班的观点，就目前而言，教育信息化发展在世界范围内，都普遍存在这个倾向，卖得太多，用得太次。

　　第三位就是美国畅销书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的观点，他认为，单单引进技术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当新技术与新的做事情的方式方法结合起来的时候，生产力方面的巨大受益才会来临。

　　所以，归根结底，我觉得问题在于缺乏系统的宏观战略思考和科学决策；问题在于对“新的事情的方式方法”关注不多，研究不够；问题在于我们应该把更多的精力资金投入到更底层的地方去，比如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比如人的信息素养，而不是盲目追求新词热词和一波一波的口号与工程。

　　问题在不断地被解决，新的问题会不断地涌现出来。这是很正常的，期待未来一年中国教育信息化越走越好！

　　《中国教育网络》：您在不久前提到过未来的教育，您脑子里的未来教育的场景是什么样子？

　　焦建利：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话题，三言两语很难讲清楚。

　　其实，对未来的任何预测，都是具有一定的风险的。未来孕育于现实之中。我套用一句流行语：未来已经来临，只是尚未流行。未来的学校会变得更加人性、更多样，会变成人们喜欢呆的地方，会成为学习真正发生的地方，会成为技术丰富但应用便捷的地方，会变成具有亲和力的地方，会变成对每一个人一生成长最最重要的地方。

　　《中国教育网络》：关于翻转课堂在中小学，其实仍然是有争议的问题，有反对的意见认为，中小学翻转最重要的是时间，要有提前预习的时间，这会让他们本来就少的课外时间更少。您怎么看？

　　焦建利：翻转课堂作为一种创新的混合教学模式，目的不是为了让学生花更多的时间，让教师无所适从。它的目的是让学生学得更轻松，教师教得更加高效。翻转课堂是试图借助技术，改变传统教学中“齐步走”的局面，践行“个性化学习”的这样一种创新教学模式。从教育哲学意义上来说，就是“赋权”，用通俗地话说，就是“放飞学习者”。

　　一些人担心时间问题，显然这是有一些误导和误区的。我们开展翻转课堂，是通过技术对教学结构进行变革，使得过去的“课堂”+“课后”模式，转变成了“课前”+“课内”的模式。过去的“课堂”主要是老师讲授实现知识的传授，“课后”主要是学生实现知识内化；而翻转课堂之后的“课前”主要是学生通过微课、学习任务单自主学习，实现知识的传授，而“课内”就是在教师的指导下实现知识的内化。因此，在我看来，翻转课堂之后，没有“课后”环节了。所以，理应更节省学生的时间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