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由于被发现在剽窃的学术论文上署名，东南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顾冠群卷入了剽窃风波。虽然剽窃者博士生李仕峰承认私自将导师顾院士署名为第二作者，校方亦称此事完全是“李仕峰的个人行为”，但顾院士是否知情还是受到了公众的质疑（《南方周末》1月19日）。

　 目前中国在读博士生人数已达12万多人，仅次于美国和德国。有资料表明，到2010年中国授予博士学位的人数，将跃居世界第一。这种教育规模和速度无疑展示了国人追赶世界博士教育水平的心理，但以这样的速度增长，要保证培养质量委实是一个现实难题。中国人民大学顾海兵教授将此现象称为博士“大跃进”。这种超越了博士教育资源实际的急躁冒进，带来的只能是学界的“大跃退”，导致学术质量和成就的倒退，更是学风学养的倒退。

　 以东南大学为例，该校一共有1445名博士生，而指导教师不到200名，每个博导平均要带将近十个博士生。用一个教授的话说，以前一个教授带两三个博士，培养一个是一个，现在多的带一二十个，每人每天只能指点一两分钟，结果可想而知。

　 随之而来的是教育质量和学术质量的严重滑坡。博士生在毕业之前首先要达到学校规定的一些硬性指标，如东南大学的博士生就必须在一级学报上发表至少两篇论文，在核心期刊上发表一篇论文。学术论文不可能一挥而就，为了完成硬性指标，学生们就粗制滥造，像教育部一位领导指出的那样：现在大量博士生或者从事很难说是学科前沿的研究，或者长时间陷在导师低水平的横向开发项目上。一位建筑系主任也坦称，由于博士生太多，以前的博士论文还可以谈一些真正深入大局的问题，现在的博士论文甚至出现了《论菜市场在城市中的定位》这样不入流的论文。如此小题大做、文不对题的应景之作要之何用？同时，博士生的数量增多，论文数也随之增长，而核心期刊却没增加多少。于是，种种学术期刊越来越厚，字号越来越小，甚至要出增刊以满足博士生发表论文的需要。论文版面费也就应运而生。其间腐败，自不必多言。

　 为了凑数，一些学生只能写一些专门为发表而发表的论文，但仍然不一定能完成硬性指标。于是，剽窃就成了捷径。因为每年有那么多粗制滥造的垃圾论文没有人看，所以剽窃之作便可以逃过专家们的法眼。博导们虽然没有精力辅导那么多学生，却要享受博导待遇，同样要完成硬性的教学指标，包括发表论文的数量指标。于是就难免出现博导不参与论文写作，发表时却一定署名在前的怪现象，这恰恰与博士生的剽窃不谋而合。

　 可悲的还有，博士生论文答辩，人情成了重要标准。一位德高望重的老教授直陈，以前博士毕业论文答辩，要请清华、人大的权威来会审；现在博士生数量激增，经费有限，只好请同城的老教授。大家碍于面子，往往先打个招呼：我这个学生肯定不行，送个人情算了。于是，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博士教育质量滑坡，学风颓废败落，几成不治之症。

　 博士教育是高等教育的宝塔尖，有自身的规律。要保证质量，尤其需要循序渐进，精钻细研，来不得半点心浮气躁和急功近利。搞大跃进洋冒进，不仅欲速则不达，直接影响了学术创造，而且败坏了严谨务实的学风，毁掉一代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