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顾海良，1977级大学生，武汉大学党委书记，教授、博士生导师；

　　1969年1月由上海到安徽省和县毛巷公社插队；

　　1977年考上安徽大学经济学系；

　　1982年考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系；

　　1984年至1996年任中国人民大学马列所教师、副所长、所长；

　　1996年2月至1998年7月，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

　　1998年7月至2002年2月任教育部社会科学研究与思想政治工作司司长；

　　2001年12月任武汉大学党委副书记（主持工作）；2002年8月任武汉大学党委书记至今。

　　用数万字的《资本论》读书笔记换来高考资格

　　记者：你特别喜欢用“那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来形容恢复高考这一历史事件，为什么？

　　顾海良：我读《基辛格传》时，里面有这样一段描写：二战胜利后，美国政府作出一个重要决定：给那些经过枪林弹雨的军人提供上大学进修的机会。在和平的阳光下，那些把肩章统统撤掉的上校和下等兵不分彼此地同坐在一间教室里读书学习，这一情景让人不由生出无比感慨和激动。

　　恢复高考后的景象与此非常相似。当时，我们同一个班的同学，年龄相差最大的近20岁。十年动乱结束了，大家不分长幼坐在一起如饥似渴地学习，要把宝贵的光阴夺回来，那的确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

　　记者：高考改变了你的人生吗？

　　顾海良：可以说，恢复高考，我才有了上大学的机会。

　　读初二那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我从上海下放到安徽农村，务了两年农后被选到当地小学当老师。闲寂无聊，日子难以打发的时候，我便四处寻书来看，并开始自学高中课程。

　　1973年，我也参加过一次“高考”，成绩考得不错，但仍然没有机会上大学，因为那时的逻辑是“你考得好，证明你劳动不好，主要精力都用去学习了”。

　　1977年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当年我既不是老三届高中生，年龄又超过了25岁，于是我拿着数万字的《资本论》读书笔记去报名，证明我已达到了高中水平，这才获得了考试资格。

　　记得当时有一道填空题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因为紧张一时想不起来，于是一边默唱一边书写。我还记得当年的作文题是《一件印象深刻的小事》，我便模仿鲁迅的风格，写贫下中农如何帮助自己的事儿。

　　那年高考我的数学考了满分，题目很简单，难度大一点的是复数。考完之后，监考老师笑眯眯地拍了拍我的肩膀，说：“你肯定能上。”

　　不能拿精英教育的尺子衡量大众化教育

　　记者：你既当过中小学教师，也担任过教育部的官员，现在又是国家重点大学的负责人，你怎样评价恢复高考这30年来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

　　顾海良：作为长期在教育系统工作的人，我直接经历了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3件大事：第一是恢复高考制度；第二是建立了从本科到硕士再到博士一套完整的学位体系；第三就是高等教育实现了从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的转变。

　　我认为，恢复高考30年来，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最快、变化最大的一个阶段，现已基本形成了完备的体系，总体发展是健康的，符合教育发展的规律。

　　记者：你认为社会对中国高等教育的一些指责有道理吗？

　　顾海良：我始终认为，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阶段与发达国家存在错位现象。我们不能脱离中国现实的发展阶段来做跨越式的国际比较，也不应该把精英教育的标准作为衡量大众化教育的标准。

　　按照国际标准，一个国家大学的毛入学率在15％以下属于精英教育，达到15％~50％是大众化教育，到了50％以上则是普及化教育。

　　应该承认，我国现在正处于大众化教育的初级阶段，而美国早在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就完成了大众化阶段，在1970年已经实现大学毛入学率50％以上，进入了普及化教育。当前最重要的是，我们思想上要将中国的高等教育明确定位在大众化教育这个阶段，而且这个阶段至少要持续20年之久，在这个基础上努力探索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之路显得尤为重要，而不是简单移植或照搬外国普及化高等教育的经验。

　　记者：对社会批评硕士研究生培养质量下降这个问题你怎么看？

　　顾海良：我国的学位制度是从硕士学位首先切入的，吸收了世界各国的经验，其中包括前苏联的副博士制度。

　　硕士是本科后教育。过去对硕士学位的定位比较高，是准博士的标准。目前我国在校研究生超过百万，有人提出培养质量下降的问题。应该说，这是学位的培养标准在发生变化，而不是培养质量下降。原来硕士人数比例相当少，主要是作为学术人才来培养的。在大众化教育阶段，情况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高等教育不仅设有学术型硕士学位，还新出现了大量专业型硕士学位，比如教育硕士、工商管理硕士、公共管理硕士、口译硕士等，是一种专业化、职业化的继续教育和深度培养，和专业研究人员还是有一些区别的。

　　现在如何定位，如何评价硕士研究生成为重要问题。我认为，硕士研究生的直接生源不能都是本科毕业生，还应该包括社会上有阅历、有实践经验的人。

　　一旦进入大众化教育阶段，民众参与很重要

　　记者：武汉大学近年有不少创新之举：如设立学习开放日，为学生提供有效的学业辅导；实行开放式办学，把珞珈论坛搬到了北京，在北京、深圳等地建立研究院等。听说，学校最近又在考虑新一届校务管理委员会，要吸收不低于10％的学生委员、不低于5％的校友委员参与，请问，这是基于什么考虑？

　　顾海良：精英教育是象牙塔，一旦进入大众化教育，民众的参与将变得很重要。大学的治理结构必须随之改变。

　　大众化教育的特点一方面表现在它的开放性，大学不能再办成封闭的象牙塔，大学的研究，应该与整个国家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其学术成果应该走出书斋，为社会服务。

　　另一方面表现在社会的参与程度也在加强。学生对学校拥有相应的权益、校友关心学校的发展，社会承担对学校管理的监督和评价。因而大学管理要顺应时代的变化自觉进行自我调整，从主要依靠专家、教授的旧模式中转变出来，建立学生参与、专门的教育管理专家参与、校友参与、社会人士参与的新模式。这方面，国外的有益经验值得借鉴。

　　记者：你本身是从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学者，并不是学教育管理的“科班”，关于高等教育的这些观察和思考你是如何获得的？听说你还经常呼吁学校领导每月至少应该读一本与教育相关的书，这是为什么？

　　顾海良：作为受惠于恢复高考的77级人，我除了感恩外，更多的是责任和忧患意识。我觉得，我们正处于一个急剧变革的时代，作为大学管理者，需要潜下心来做些研究。最近我向全校的老师推荐了两本书，一本是《21世纪的大学》，一本是《学术的秩序——当代大学论文集》，从中可以看到未来大学的发展趋势。

　　大学校长的职业化是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的必然过程。大学校长和书记需要培训。一些大学校长不会跟社会打交道，有的甚至走向了歧途。大学具有自身管理的特殊性。以前感性的管理模式，或者专业院士用自身学科的思维进行的大学管理模式都有局限性，因此需要不断地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