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哲学教授王一方在北京大学医学部教书。这学期一开课，他在台上提问：“我今年55岁，你们今年25岁，你说咱们比起来，谁离死亡更近？”

　　台下近200张年轻面孔看着已经谢了顶的教授，哄笑一片。“你们都笑了。我比你们老，好像我比你们更接近死亡。”王一方接着说，“可是，死亡的偶然性决定，我们跟死亡的距离是一样的。”

　　这是一堂主题为“死亡”的课程。在这里，没有一味地抹眼泪，也没有惊慌失措的恐惧，大家坐在一起，心平气和地讨论一个问题——既然死亡是生命中不可回避的节目，我们该如何面对死亡？

　　事实上，“死亡课”出现在世界的许多地方。在上海的复旦大学，在香港中文大学，以及在美国的耶鲁大学，不同背景、不同肤色、不同性格的老师站在学生面前，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讲述着“死亡的意义”。

　　美国母亲辛迪陪在身患癌症的儿子身边，用爱引导他面对死亡。拍摄此事的美国记者蕾妮·拜尔获得2007年普利策特写摄影奖。

　　日本影片《入殓师》剧照

　　耶鲁大学教授雪莱·卡根在上《死亡哲学》课

　　“我们在课堂上会传达关于死亡的不同观点，希望引起对平时不怎么会去思考的话题讨论，让同学去反省当下的生活。”香港中文大学讲授“死亡课”的陶国璋教授说，“关于死亡，我们没有正确答案。其实死亡没有什么好教的，存在才值得教育。我希望，在课堂上讨论了这些故事后，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价值。”

　　我们能够公开讨论死亡的地方，居然那么少

　　在所有的“死亡课”中，耶鲁大学教授雪莱·卡根的《死亡哲学》可能是最有名的一个。他的课程录像被放在网络公开课上，获得了数亿次的点击量。

　　“我本来从没想过要开一门关于死亡的课程，但是我发现，我们能够公开讨论死亡的地方，居然只有教堂和医院。”卡根说，“这太荒谬了！渐渐地，我们对于死亡的理解变得同质化，它变得只跟上帝有关，只跟医学技术有关，但是抛开宗教和医学，死亡究竟是什么，我们居然没有一个平台可以讨论，这让我很不满意。”

　　于是，卡根开设了这门叫做《死亡哲学》的公共选修课。上课的时候，穿着牛仔裤和球鞋的他不准学生管他叫“卡根教授”，他喜欢学生叫他“雪莱”，他还喜欢像参加聚会一样，盘腿坐在讲桌上，跟学生们分析死亡。

　　“我是个哲学家，所以我的工作就是……呃，坐在这里跟你说话。” 卡根盘着腿坐在讲桌上，摊着手说，“你不要跟我讨论社会学角度下感人的死亡故事，也别跟我说美国的殡葬业有多暴利。反驳我的时候，不要说‘因为上帝是这么说的’或者‘神是这样安排的’。在这间教室里，我们只讨论死亡的哲学话题，用哲学的方式。”

　　北京大学的王一方在网上看完了卡根的课程录像，感受简单而强烈。“太长了，太学院派了，太像个哲学家了。”他总结说，“这法子不太灵。”

　　在他的“死亡课”上，他曾经邀请儒家学者来讲“孔子的死亡观”，为了讲得有深度，他还特意请了一个“特别有名头的哲学家”。结果，台上的哲学家一口气讲了三个小时，台下的学生安安静静，下课后王一方一打听，“都没听懂”。

　　“死亡教育是一颗发苦的可可豆，你叫人吃苦，他是不会吃的。我们只能加点糖、加点奶，搅拌搅拌，把它做成巧克力，人们才会愿意吃。”王一方说，“只要让人们吃下这颗巧克力，他们就会自己去体会里面苦的味道。”

　　不过，虽然也想跟卡根一样，开一门独立的“生命哲学”课，但现在的王一方，身份其实是教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授。他给本科生开的那门课，叫《自然辩证法》，给博士生开的课，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按照教学大纲，他应该在课堂上按条目讲解“自然观、世界观、价值观”，不过热衷研究生死话题的他，每次上课都要“偷偷运点私货”。

　　在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课上，他讲的马克思不是那个“恨不得天天指点江山的高大伟人”。“马克思是个病人，你知道吗？”王一方说，“他不仅是个病人，还是个病人家属。”

　　这个做医学叙事学分析的老师翻出来马克思的私人书信，有理有据地分析着：马克思的一生都在跟死亡打交道，今天妻子生病了，明天女儿去世了，自己还落了一身病，抽烟酗酒又熬夜，又得肝病又犯痔疮，一辈子没有几天清净日子，天天跟死亡做斗争。他写给恩格斯的信里，说得最多的不是革命理论，而是借钱治病，往往他大费周章寄信过去，只是为了提醒恩格斯还他2英镑的稿费。

　　“第一堂课讲完马克思的死亡观，后面基本上就没人逃课了。”王一方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