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7月22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下称“人社部”）新闻发言人李忠在2016年度第二季度新闻发布会上明确表示，“研究制定高校、公立医院不纳入编制管理后的人事管理衔接办法”。

　　但是，高校去行政化也并非简单地退出事业编制，减少几个内设机构和领导职数就一蹴而就了。更为关键的，高校聚集了大量优秀的行政人员和党团组织人才，全面取消事业编制后，高校行政人员的晋升通道在哪里？高校的校长还有副部级吗？

　　高校去行政化改革已6年

　　2010年7月，《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下称“纲要”）公布。这份纲要指出，随着国家事业单位分类改革推进，探索建立符合学校特点的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克服行政化倾向，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

　　这是中央文件第一次提出高校将取消“行政级别”。就此，我国高校去行政化改革的序幕被拉开。

　　尽管高校“去行政化”改革早在6年前就已提出，更有南方科技大学作为改革先锋，但现状却难言乐观。6年间，高校“去行政化”的讨论一次次地在社会上掀起讨论热潮。有赞成者，也有反对者，更有旁观者，甚至还有些人认为，“在中国现有的环境下，高校不可能取消行政化”，“争论也是白谈，不如不争论”。

　　“我认为这是一种过于消极的观点。高校去行政化是众所期待的一项改革，它意味着在学术领域推进教授治校，教师群体将具有更大的话语权，意味着学校在资源配置时将更多地向教学、科研第一线的教师倾斜。”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杨宏山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高校去行政化，不是要取消内部的行政管理，而是要摆正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关系，让行政的归行政、学术的归学术，两者不能错位，更不能越位。

　　高校职称评审体现“教授治校”

　　去行政化，一直是高教改革中难啃的硬骨头。高校去行政化，谈了很多年，给人的感觉是：只听声响，动静不大。其实不尽然，近年来，高校职称评审已然成为去行政化改革的一抹亮色。

　　对于高校来说，职称评审一直是人事管理的一个敏感点，也是去行政化改革中的痛点。一般而言，高校教师评职称要过三关，从讲师到教授，都要面临三关的考验，越到后面门槛越高，不是到了规定的年限就能轻松“进步”。

　　第一关是论文课题关。这一关体现的是硬实力。许多高校要求教师要在核心学术刊物上发表一定数量的论文，一些高校还要求有主持部级课题的经历。第二关是院系关。职称评审中，由各院系自己协调，今年推谁或者不推谁。此环节院系领导的作用非常大。第三关是评审委员会。许多时候，评谁不评谁，并非个人的能力和努力能够决定的，能够跑完最后一公里，往往是背后的导师、门派以及院系之间的博弈。

　　“其实对年轻教师而言，评职称拼的不仅是发论文、找项目等硬条件，也涉及不同院系之间的学科平衡、利益博弈，以及其他一些考量。”杨宏山说。

　　就是这样一个难点痛点，在北京的一些高校已经有大的突破。以人大为例，近年来，该校职称评审的运作方式已经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已经由原来的评审委员会定生死，改为由“教授会”投票来一锤定音。

　　据记者了解，每年的职称评审，人大教师评聘委员会都会给每个学院下达一定数量的副教授和教授推荐人选指标。符合评审条件的教师提出申请，首先由各个学院召开“教授会”，申请人现场进行述职和答辩，全体教授投票产生初选名单，然后，提交各学院教师评聘委员会审议并确定上报学校的推荐人选。如果当年只有一个指标，“教授会”投票排名第一的就上报给学院的教师职称评聘委员会；如果有两个指标，排名前两名的就报上去。学院的教师职称评聘委员会，主要是核准教授会的投票结果，审核所报的材料是否有假。

　　“因为学院教师评聘委员会的成员都是教授，也参加了‘教授会’的投票，实际上更多的是走一个法定化的程序，经这个机构审核一下，再报到学校。在职称评审过程中，引入‘教授会’制度，明显扩大了教授群体的发言权。”杨宏山说。

　　不只是人大，北大、清华等高校的教师职称评审，大都采用了“教授会”投票的方式。这种职称评定，相比10年前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过去常见的领导一言九鼎、拼关系胜过拼实力的现象已经大为减少。这是高校去行政化的一个重大进步。不仅教授的发言权在加大，而且教授组建科研队伍的能力也会增强，“因为教授可以组织一些年轻教师一起做科研攻关，这种由知名学者、科研精英领衔的团队建设，与以往那种以行政权力、行政资源为导向的团队整合是两码事。”杨宏山说。

　　但是，记者了解，在北京还有一些高校，在职称评审方面行政化迹象依然很明显。一位不愿具名的高校教师告诉记者，他所知道的北京一所高校的职称评审委员会的主要成员，一半都是行政领导，包括校领导以及人事处的领导、科研处的领导等等。

　　改革方向是取消行政级别，但过程漫长

　　其实，高校取消行政级别不仅在纲要中有所体现，十八届三中全会也提出，逐步取消学校、科研院所、医院等单位的行政级别，建立事业单位法人治理结构。

　　这是对高校“去行政化”的刚性要求。某种程度上，高校全面取消事业编制对走职称路线的教师影响不大，直接受影响的是大学的校长和相关的行政人员。

　　在我国，高校是有行政级别的，北大、清华、人大、北师大等高校的校长是副部级，常务副校长是正局级，副校长是副局级，高校一些行政部门的领导和二级分院的院长是处级。

　　教育部网站显示目前教育部直属高校共有75所。知情人士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其中有20多所高校的校长是副部级。现实的问题是，当高校全面取消编制，高校的校长是否还有“副部级”？

　　有意思的是，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有“改革校长”之称的北大校长林建华对解决高校行政化的问题提出了更为直接的建议 ：“如果能够把级别去掉是最好的，如果真是去掉了，那对于去行政化肯定是有好处的。”

　　但是，由于目前部分高校是教育部直接管辖，很多是直接任命的干部，这些校长的副部级别难道真的要取消吗？

　　在杨宏山看来，是否取消校长级别取决于组织制度的具体安排，可以按照现行制度给大学确定一个级别，也可以没有明确的级别，制定一个弹性化的对接规则，让校长的个人职业流动，可根据个人领导力和业绩，对接体制内的不同行政级别。

　　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苏海南则认为，在一个时期内，高校领导的级别可能还会有，他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改革总的方向是事业单位应该淡化官本位色彩，不应该有处级、局级、部级的划分，这种做法跟市场经济的要求是对立的。因此，改革总的方向应该是取消行政级别，我估计这个过程会比较长。”

　　高校行政人员的晋升通道在哪里？

　　高校全面取消事业编制和级别之后，另一个现实的问题是：高校内部大量的行政人员出路何在？

　　在杨宏山看来，高校的行政人员尤其是党、团组织人员规模较大，聚集了大量的高素质人才，其工作力度和人事配置，是其他任何组织所不能比照的，像北京的‘985’‘211’大学的行政干部、党团工作人员的规模都不小，这些人的教育背景都很好，到了处级岗位后，再往上晋升的通道一下子会小很多，大学的副校长和部门领导大多从教授队伍中产生。

　　“这些人本身很能干的，高校也需要这方面的优秀人才，只有解决好他们的职业发展通道，才能让去行政化改革真正推动和落实下去。如何为这一群体提供晋升激励，这是高校去行政化面临的一个现实困境。”杨宏山说。

　　记者查阅人大官网，除了教学的40个院系之外，党群组织有11个，行政部门有25个。仅学校办公室，就内设秘书科、文书科、综合联络科、信息科、党务科、行政科6个科室。

　　另外，北大的行政职能部门也有31个之多，加上工会和团委，共33个。清华的行政部门和党群组织有40多个。

　　一般而言，“级别”在我国的干部调动和干部配置中，尤其干部在不同单位之间进行调动时，是很重要的一个标尺。如果不去行政化，行政人员走的是行政级别路线，他的整个职务和职级的晋升通道都会比较完善，即便在本校难以进步，调任他校或进入党政机关晋升自是合理通道。但是，一旦去行政化，这些原来带有级别的行政人员，只有岗位、职务，没有了级别，他们的晋升和激励通道在哪里？

　　杨宏山通过《中国经济周刊》建议：推动高校去行政化改革，可在内部提供大量的中高层经理人员岗位，在高校与其他公共部门的行政人员之间形成职业流动机制。“当然，未来采取一种什么样的评价机制和标准体系进行对接，这需要出台相应的管理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