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口述者：何东昌

　　何东昌，1944年参加发起组织民主青年同盟；1945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航空系；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民主青年同盟执行委员、北洋大学助教、清华大学教职员、党支部委员；建国后，历任清华大学党委第二书记、教务处处长兼工程物理系主任、副教授、副校长，教育部部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主任，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校长，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委员会主任，国家教委党组书记、副主任；系中共中央第十二、十三届委员，中纪委委员，第三、五届全国人大代表。

（摘自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组编《改革开放30年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亲历者口述纪实》）

点睛语录

　　在这次会议上，小平同志还定了一件事，就是恢复高考。在座谈会前，考虑到时间来不及了，所以，教育部原来的方案是基本照旧。会上大家提意见，认为不能再拖延下去了，宁可推迟考试时间。小平同志果断明快地下了决心，从1977年就恢复高考。这件事对科教界、知识界、广大青年是一个极大的喜讯，一下子把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

…………………………何东昌

　　思想政治上的拨乱反正，其中一个是平反冤假错案，还是有一定难度的。按比例来说，当时清华大学的冤假错案数量是很大的。胡耀邦同志当时主持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他强调，凡是历史上“左”的错误造成的冤假错案，一律平反纠正。在这种形势下，经过工作，学校师生的思想改变过来了，冤假错案也得到了比较彻底的平反纠正。

…………………………何东昌

　　教育什么时候能够走上轨道，并有一个比较大的发展，能够像今天这样？当时简直难以想象。真正思想比较清楚，是在大的冤假错案得到平反，“四人帮”、林彪两个反革命集团得到审判之后的事情。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这时，大局比较清楚了。

…………………………何东昌

　　高等教育的基本经验，从不同的角度可以有不同的表述。我觉得，处理好与教师的关系是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从1949年到当时，多数情况是偏“左”一点。这种情况就使得党与教师的关系有些紧张。从全国来看，与知识分子关系处理得好的时候，教育工作就比较顺利。否则，就要受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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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是学校亟待恢复、上轨道的时候，而高等学校被破坏得真是非常厉害啊！在科学教育工作座谈会上，小平同志问我，学校的实验室究竟怎么样？我说，不计算实验仪器精度丢失的情况，只算整个仪器不能用的，大概是三分之一。他估了一下说，大概有20个亿。当时的20个亿，比现在可就多得多了。当时高校有的实验室，教师进去一看，麻雀都在里面做了窝。看到这些，我们的教师都掉眼泪呀！

…………………………何东昌

　　早在“文革”期间，周恩来总理抓教育的时候就讲了，一二年级的学生可以重新回来补课，还可以办研究班。所以，当时清华就办了四个研究生班。后来一搞所谓“反右倾回潮”运动，就都给反掉了。“文革”结束后又恢复了。最早的研究生班，顾秉林同志所在的那个班，有十几个学生，大概是十七、八个学生吧，后来出了四个院士。“文革”时期，他们就不去参加那么多的活动，而是去念书。

…………………………何东昌

　　当时，高等教育面临的最突出的问题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需要大量的人才，而且矛盾还挺突出。恢复高考以后，社会舆论强烈要求大学扩大规模。我们想到的办法就是多种形式、多层次办学。于是，在1983年的时候，我代表教育部根据小平同志指示的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提出了多种形式、多种层次、多种类型发展高等教育的策略。

…………………………何东昌

　　我认为，那一段最重大的高教改革还是在研究生教育上，设立了学位制度，大力开展研究生教育。如果没有那时候的工作，现在，我们要自力更生地、独立自主地发展高等教育，就会有很大的困难。我们国家的"两弹一星"这些元勋，基本上都是在国外念的研究生。没有自己培养的博士研究生，高等教育也独立不了。

…………………………何东昌

　　我们总结了1989年政治风波的经验教训，从1990年起，每年开一次全国高校党的建设会议，一直开到现在。学校的党建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得到切实加强，学校也稳定下来了。而在这以前是多事之秋。我觉得，要讲高等教育的历史经验，一定要讲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何东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