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道玉,1933年生,著名教育家。1981至1988年任武汉大学校长,是当时中国高等院校中最年轻的一位校长。他在武汉大学搞了七大新制度:学分制、双学位制、主辅修制、插班生制、转专业制、第三学期制、贷学金制。1988年刘道玉被国家教委免去武汉大学校长职务,但同时却被誉为“永远的校长”、“武汉大学的蔡元培”。此后,刘道玉从教育改革实践者成为呐喊者。
我们采访刘道玉,是因为他对中国教育有着深刻的见解。在被免职的20多年之后,他在武汉重新变成了一个“舆论”,2010年12月9日下午,他在江汉大学的一次公开演讲中重申,“教育的问题终究是教育体制的问题”。刘道玉的学生、历史学者、江汉大学校长杨卫东说:“你们一定想问我对于刘道玉校长的评价,我要说,他是中国现在惟一堪称教育家的人。”
早报记者 卢雁 发自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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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校长应该首先是一个职业教育家
东方早报:很多大学校长曾经都是专业的佼佼者,甚至不少身为院士,私底下谈教育问题,亦都是“明白”之人,可往往做出来的事情似乎违背了教育的客观规律,你怎么看?
刘道玉:我以前说过“校长应是职业教育家”。就像你说的,有的校长是明白人,至少在私下是明白的,但在公开场合装糊涂,但还有一种校长,公开和私下其实都不“明白”。当然,很重要的一点是政治体制和社会环境的制约,不允许他们公开表白、公开批判。
比起学生,大学校长自己更要有批判精神。大学校长的担当和良知,实际上就是一个知识分子的担当和良知,而且校长应该比知识分子做得更好,因为他是一般知识分子的领袖。
东方早报:知识分子的担当和良知是指的什么?
刘道玉:首先,他们应该说真话,你是做学问的,学问是真实的,一就是一、二就是二。第二,我想引用美国学者萨义德在《知识分子论》一书中的话,知识分子要敢于批评政府,敢于呵斥腐败,敢于支持弱势群体。但现在多数都失去了批判,大多数人是惊弓之鸟了,其实没必要。北宋理学家张载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就是知识分子的最高境界。第三,知识分子应该关心社会,校长就应该锐意改革,用自己的先进思想理念来推动改革,校长不是属于学校的,而是属于社会的。但今天,校长却首先考虑自己的“乌纱帽”和既得利益。
东方早报:可能到他们退了、老了会好些。
刘道玉:对。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为什么倡导说真话和说真话的都是一些耄耋老人?像巴金、萧乾、冰心、钱锺书……我说了三条理由:第一,他们都是耄耋之年的老人,够长寿就不怕再遭麻烦;第二,他们没有“乌纱帽”了;第三,他们由于历史上的种种原因,过去说过假话,甚至伤害过别人,所以到了老年良心回归,开始反省自己。
东方早报:你有过反思吗?
刘道玉:我也反思,反“右派”的时候我也批评过自己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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