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在合肥中科大校园见到的朱清时，面色红润，双目炯炯，比一年前精神健旺，“身材也有点发福了。”他自嘲道，说话的时候笑容可掬。

　　一年前记者见到他时，朱清时在南科大，那所甫一“出生”就背负了太多希望、经历了太多艰难的中国高校教改试点大学，一直被认为是中国高校改革的风向标。

　　从2009年6月，深圳市委常委会议同意聘任朱清时为南方科技大学（筹）创校校长开始，5年来，朱清时是这所大学的“舵手”，是中国教改路上的侦察兵。

　　去行政化，自主招生、自授学位，他试图用两把利斧撬开中国教育体制的壁垒，却受到了强劲的狙击。

　　今年9月，朱清时离任退休，结束了5年来中国教改的探索之路。旨在回答“钱学森之问”的南科大也告别了“朱清时时代”。

　　在2014年岁末，本报记者专访朱清时，回望南科大5年教改的艰难和收获，了解他对南科大未来的忧思、探寻中国教育体制改革的瓶颈及突破，解析中国大学教育困局。

　　退休之后专注兴趣

　　从南科大退休后，朱清时回到了中科大。他在这里学有所成，走出国门，学习世界先进科学技术并获得国际学术界的肯定；他在这里做了10年校长，并从这里踏上探索中国教改之路。如今，已经68岁的朱清时走了一圈，又回到了这里。

　　新文化：比起去年在南科大，您的气色好了许多。现在的生活状态是您理想中的状态吗？

　　朱清时：现在不像过去那么操心了，那5年不好过。这段时间主要就是给学生们联系国外的大学，南科大的学生们毕业要到国外，我要给他们写推荐信。现在每天上下午到办公室里第一件事，就是看看哪些学校给我发邮件。除此之外，我还有很多写好的文章要整理，把前些年没时间做的事情做好。

　　新文化：您对诗词歌赋都很感兴趣，对中医也有研究，您还是赏鉴专家，退休后的日子，是要做这些事吗？会不会找一些课题项目来做？

　　朱清时：我对中国传统文化很有兴趣，搜集了很多陶瓷、字画。我也喜欢考古，也在研究中医的一些道理，想看看现代科学和中医会不会有什么样的联系。这些都是我自己的爱好，会继续做。

　　新文化：或许我们以后会看到您的研究成果？

　　朱清时：你这个问题是功利的。我退休之后做的事情根本不考虑有什么建树，完全是好奇心和兴趣，已经没有功利的目标了。

　　新文化：是不是多年的经历沉淀下来这样的心境？

　　朱清时：我这个年龄，经过几十年的奋斗，就会理解很多事情实际上没有什么价值，人最后还是回到起点，最想搞清楚的是兴趣和爱好。年轻人最有兴趣的是什么东西可以出成果，什么东西可以有建树，但到了一定年龄之后，成果、建树都是虚无缥缈的东西，一个人生老病死是不可避免的，回到原点以后，再去追求什么成果就太功利了。

　　新文化：教育领域的事情，您希望自己投入多少精力去关注？您还会继续找一些课题来研究吗？

　　朱清时：我不做课题了。现在做的事情都是好奇心和兴趣，这可以说是课题，但不是申请经费，要别人批准的东西。我现在做的这些事对我来说就是课题。

　　“钱学森之问”是教改奋斗动力

　　朱清时告别南科大的最后一课，再次提到了“钱学森之问”。他曾不止一次表达，他来南科大就是为了让更多人明白“中国的大学为什么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在南科大的最后一课，或许是他最后一次以践行者的身份向他的学生们和中国教育界提出这个问题，但，在他心里，这个问题其实早就有了清晰的答案。

　　新文化：我非常渴望能够见到您的珍藏，比如钱学森先生和华罗庚先生给您的信件，您的听课笔记、还有您珍藏的字画，这些都有丰富的故事。在这些故事中，您最珍视的是钱学森先生的那一问吧？

　　朱清时：是的。钱学森先生写信是我刚当中科大校长的时候，到现在十七八年了，这封信是我这10多年教改奋斗的动力，我当然很珍视。华罗庚先生给我的信是我中学时代作为数学爱好者给他写信之后的回信，那个对我的生命影响很大，当然我也很珍视。

　　新文化：中国为何无大师，这是一直没能破解的疑问，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儿？

　　朱清时：当然和教育有关系。如果教育搞不好，一代代的年轻人还是缺乏创造性的话，我们中华民族、中华文化就要衰落。人类历史上有很多辉煌的文化后来就衰落了，原因基本都是一个———没有创造性。教育培养不出有创造性的人，文化就要衰落，钱学森的问题根子就在这个地方。这个问题也不完全是教育的责任，因为现在的管理体制，官本位、行政化、主要领导说了算，这样就会扼杀各种创新。所以我觉得，教改要搞好，首先要去行政化，教育不能是谁官大谁说了算，必须谁掌握真理谁说了算，这就是在回答钱学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