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乍听说“教科社十大品牌系列书”时，以为又是社会上流行的商业炒作，不过奇怪的是，虽然没有人“摇旗呐喊”，书在全国却“静悄悄地”走得很快。这让我们产生了很大的好奇，为此我们采访了教育科学出版社所广一社长。

　　问：所社长，您好！最近不断听到读者和教育界学者们议论，说近几年有十个系列的丛书堪称贵社的品牌书。我细细阅读了其中的一些书，看上去并不像是炒作出来的畅销书。这让我产生了好大疑问，这里的品牌是什么概念？这些书怎会成为品牌？

　　答：成功的商业炒作似乎已经成为许多畅销书的制胜法宝，但是，我认为真正的品牌书是经得起读者和时间的检验的。只靠炒作是出不了真正学术精品的，更不用说形成品牌了。

　　说到品牌的概念，简单地讲，就是读者通过教科版图书，获得的一种对学术品质、作品满意度的保证。也就是说，一提到教育科学出版社，读者在心理上就能建立起的对教科版图书的认同和信任。这就是品牌的效应。

　　其实除了这次被读者推举的十大系列丛书之外，我社还有许多可与其媲美的图书，像《高等教育研究50年》《学校道德教育原理》《民办教育的发展与规范》《教育与国家发展译丛》等。这些书有的还获得了包括国家图书奖在内的各级奖励，只不过它们有的是单本图书，不能称之为系列；有的则是刚推出一两本，尚没有形成规模。之所以有这么多系列的图书被读者定位为品牌，我认为，这主要是因为我社对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有清醒的认识、对教育理论图书的选题及内在质量有准确把握，以及较完善的内部管理制度所致。正如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嘉璐先生所说的，这些年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好多高水平的研究教育问题的书，已经成为教育科学的权威出版社。

　　问：贵社一次就能推出教育理论方面十个系列的品牌书，这在教育出版界并不多见。请问这是选题的偶然所至，还是贵社的机制使然？如果有这样的机制，它又是基于什么样的出版理念？因为没有清晰的出版理念支撑着的话，这样的书又不能马上赢利，恐怕这样的书早就在贵社数量锐减了。

　　答：如果说此次仅有一两本书被大家认定为品牌的话，可能会存在着偶然性，但现在是十个系列的七八十本书同时被认定为品牌，就不再是偶然了。

　　我始终认为，出版社要承担起繁荣文化的历史使命，要起到引领先进文化的作用，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要有清晰的出版理念，建立起一套符合时代发展的出版机制。我社之所以能陆续推出这么多有影响的教育理论图书，也正是基于此。这里，我还要说的是，做教育学术出版，不仅需要理念、机制来保障，还需要对自己的定位有坚定的信念。因为教育理论书属于长销书，它不可能一投向市场马上就会有丰厚的利润回报，在较长一段时间里它面对的是高成本、低利润甚至没有利润，且无人喝彩的状况。这时就要看出版社的出版理念和图书定位是否符合市场需要，是否能做到坚持出版理念不动摇。教科社要担负起为中国教育提供思想和理论营养的重任，就必须“弘扬教育学术，繁荣教育研究；传播国内外先进教育理念，促进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这是我社出版教育理论书的基本理念。

　　其实真正有价值的图书是能够经得起几代人的检验的。像夸美纽斯的《大教学论》、洛克的《教育漫话》，这些书都可堪称是百年经典了，直到今天还有不少读者问津；我国学者施良方同志的《课程理论——课程的基础、原理与问题》也出版近十年了，仍然被一些高校列为教育系学生的必读书目或考研参考书。很多人也确实从这些书中获益匪浅，其中包括我自己。这说明，只要图书的选题定位准确、书稿的质量高，就不怕没有读者。

　　问：您能否具体谈谈这样的出版理念需要怎样的出版机制，才能真正得以实现，才使得教科社在出版教育科学精品图书、传播学术文化方面做到别具一格的吗？

　　答：在出版理念的指引下，我社制定了学术著作出版的长期(5-10年)发展战略、中期(2-3)年发展规划、短期(当年)选题计划。长期发展战略依附于我国教育发展的大背景，并着眼于全面提升我社知名度和品牌，形成我社学术著作出版的特色和规模；中期发展规划要适应我国教育改革的形势，重点关注我国当前教育改革的选题；短期选题计划以当前我国教育界关注的问题为基础，注重策划对教育理论界和教育实际工作者有直接指导作用的图书。

　　此外，我们还专门成立了由国内教育界知名学者组成的“教育科学出版社学术咨询委员会”。该委员会每年都要召开1-2次会议对我社的选题计划进行评估和修订。对图书选题的充分论证为我社选题的准确定位加了“双保险”。

　　早在1998年，我社就正式成立了学术著作编辑室。在书号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保证学术著作的出版不因书号限制而萎缩；在社内的政策上给以倾斜，加大对学术著作出版的奖励力度。

　　在出版教育理论图书方面，我们始终坚持精品战略的思想，并努力使全社上下都树立精品意识。在实施精品战略中，我们把提高书稿审校质量作为谋求发展的关键，此外还对设计、印制等环节加强了管理。这样，就能保证每一本教育理论图书都能够达到精品书的要求。

　　我社的编辑不仅对图书的内容有着准确的把握，他们还在细心地、精致地打造教育理论图书。这主要基于他们自身的素质，我社在选择图书编辑时，不仅要求他们具有教育理论和教育科研背景，还要求他们对中国的教育现状有深入了解，并且有教育教学的经验。当然，我们出版社的性质和所依托中央教科所的优势也决定了在选择编辑和作者方面有着较大的优势。

　　问：在一般人的印象中，教育理论图书只是少数搞教育研究的人使用，销量少，没利润，因此出版此类图书的出版社是“赔本赚吆喝”，为的是装点门面，甚至有人认为是在做秀。但是，从贵社这几年的图书的出版情况看似乎不是这样：教育类图书品种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前景也越来越好。于是许多人疑惑不解，难道我国教育界的读者发生了变化？

　　答：从现实情况看，教育理论书不像有些畅销书那样，动辄发行十几万、几十万册，这里面主要就是读者面的差异问题。同时，出版界存在的一些不太好的出版行为也直接影响着教育理论书的发行：一种是为提高自己的知名度而出书；一种是为评奖而出书；还有一种是为笼络作者而出书。

　　的确又如你所说，现在教育界的读者正在发生着变化。读者是在不断成长的，文化层次也是不断在提高的。由于中国的教育正在发生着一场深刻变革，观念的转变、理论的支持是这场变革成功与否的关键，所以今天的教育工作者更渴望教育学术精品。小平同志说过，不懂教育的领导是不称职的领导。随着教育战略地位的确定，各级行政领导都来关心教育、学习教育理论。而且，小康社会的全面发展、学习型社会的形成，使得越来越多的非教育专业人士、广大的家长朋友开始关注教育。此时你就会发现，有那么多的人需要教育思想、知识和文化的滋养。

　　更重要的是我国教育科研队伍的扩大、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的要求和教师自我发展的需要，使得教育图书的读者群在数量上不断扩张，在层次上不断提升，对教育理论图书的渴求也越来越强烈，这些都促进了教育图书的出版和销售。这方面我有比较深的体会，前几年我们的“教育博士文库”系列刚推出《问题之源与方法之镜——元教育理论探索》一书时，因这本书属于比较高深的纯理论性教育研究，刚开始我也担心读者面窄，所以首次印刷3000册，同时也担心压库。可令我没想到的是，这本书在出版后，连续两年实现了两次重印，且每次重印都是3000册。

　　问：您的一番话令人鼓舞，如果学界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能跨学科关注教育问题，我国的教育必将发生巨大变化。但就目前我国教育的现状而言，是否存在着思想支撑不足的问题？请您谈一谈教育出版社应如何应对？

　　答：其实这是我很长时间以来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也是我国广大教育研究者、教育决策者迫切想解决的问题。一个国家和民族要想发展经济，必须要提高国民素质，提高国民的受教育程度和知识储存。但同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国民的教育知识储备不足，缺少教育思想的支撑，从而出现了一些不好的教育行为。我想，这可能也算是教育中的一个问题吧。

　　教育出版作为教育学术文化传播的重要渠道之一，在传播教育新知，提升国民素质方面，负有特殊的文化使命和重要的责任。要重塑中国教育的精神和品格，我认为需要在两个方面下大力气：一是教育观念的更新，二是教育制度的创新。

　　教育出版要有所作为，首先要重塑教育出版社的精神和品格。许多不赚钱却很有学术价值的文稿是如何被砍掉的？许多文化垃圾又是怎么产生的？在这个问题上，出版业是有责任的。我想，我们不能过于求全责备，但起码要从自己做起。教育出版要为培养人才、培养中国的教育家和教育研究的后起之秀作出贡献。教育科学出版社也一直在努力为中国的教育寻找思想的支点，为中国的教育工作者提供最好的思想营养，为培养更多的中国教育家作着努力。

　　问：您刚才提到培养我国的教育家的话题，我想这是很多人在思考和感兴趣的话题。就是让所有的教师都成为教育家，所谓教师专业化其实也就是为了这个目的。问题是谁能引领这一潮流？教育出版界该为这一理想提供怎样的社会环境和条件？谁才有资格做这样的工作？

　　答：引领这一潮流，首先要在全社会范围内营造一种崇尚知识、真知的环境，这其中舆论宣传的作用和责任重大，教育专业出版社更应该扛起这杆大旗。30多年来，我一直在教育部门工作，接触到了很多关心、研究教育的人，我自己对教育也有一种独特的情怀。教育科学出版社自建社以来，在坚持为教育改革与发展服务的同时，出版了一大批在教育领域产生重大影响的教育理论图书。我们出版社的性质就决定了我们的发展是与中国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捆绑在一起的，我们只有顺应教育发展的规律和教育市场的需求，才能在出版界立于不败之地，才能有资格引领教育发展的潮流。

　　教育出版社在这个过程中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收集和保存历史上一切优秀的教育遗产，努力挖掘当前的教育资源，以高质量的作品、正确的导向为中国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

　　近年来，我社立足为广大教育工作者提供一些优秀的教育名著，以期能够起到提升理念的作用；同时，我们也在做教育科研成果的普及化工作，为广大教师提供可资借鉴的教育教学通俗理论读物。我们衷心期待，每一个教师都能够成为教育家，因为这关系着亿万中国人的福祉。

　　问：在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教育的新理论、新概念、新问题层出不穷，让人应接不暇，因此教师需要进行不断的知识更新和观念更新。作为亲身经历改革的一名教育界人士，您认为出版社在这个问题上应该发挥什么作用？

　　答：我国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正在向深层次推进，成果令人欣慰。教育科学出版社也积极地参与进来，出版了一些为新课程建设提供思想支撑的教育理论图书及课程标准实验教材。当然，在新课标教材立项的过程中，有人担心，把一部分精力投入到教材的编写、出版工作后，会不会影响我社教育理论书的选题定位和出版质量。但我认为，教育理论书和教材的出版是相互支撑的。出版教育理论书为我社提供了理论基础、人才支持和优秀的作者资源；编写教材体现的是教育理论工作者的综合素养，而出版教材则是我们作为教育专业出版社应该肩负的社会责任，是我们的使命。

　　作为在教育部门工作多年的一名教育人，我也在不断地研究、思索。在教育改革成效彰显、新的观念与时代结合不断产生良好效果的时候，为什么一些旧观念、旧的教学行为却仍在充斥着我们的课堂，这让我感到痛心、着急。

　　我们出版的教育图书，都力图去引领中国教育的发展。说“引领”，这不是夸大其词。举例来说，我们出版的《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这是国内第一部全面、系统地评介质的研究方法的理论专著，在国内质的研究的理论建树与方法推广方面起到了引领潮流的作用。我们出版的译著《理解课程》被誉为课程领域“圣经”，为我国当前的课程改革提供了新的研究范式：“理解”的范式。还有我们90年代出版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丛书”，几乎每一个学习和研究教育的人士都或多或少地受过影响，其中《从现在到2000年教育内容发展的全球展望》获得了国家图书奖，《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则成为近年来我国教育研究领域引用率极高的图书。

　　问：引进世界最先进的概念、理念和理论固然很重要，国内的科研成果、一线教师的宝贵经验、与实践紧密联系的学术思想等，也是教育改革所必需的，缺一而憾。但教育科学出版社能自觉做到这种立体的、开放的、具有实践精神的出版服务吗？

　　答：这个问题是毋庸置疑的，也是我们出版社义不容辞的责任，只要大家稍微关注一下我们最近几年来推出的图书，就可发现这种立体的、开放的、具有实践精神的出版行为则一直是我社所倡导和实施的。许多反映国内教育研究的前沿成果，比如创新教育、民办教育、政策研究、课程改革、科研方法等等，都在我们出版的视野当中。有许多图书已经获得了读者的认可，比如你说的“十大品牌系列”里面，就有“中国教育评论”系列、质的研究方法系列、“世纪之交中国基础教育改革研究丛书”“教育博士文库”系列，等等。另外还有许多单行本图书，比如《历史与现实之间：中国教育传统的理论探索》《变革社会中的教育权与受教育权：教育法学基本问题研究》《教育活动的社会学分析》等，这些书都是极具功力，显示了我国教育研究在学术水准和品质上的提升。除此，我社还结合自身优势、以往工作及对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形势进行认真思考和分析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我社图书选题的五大板块。

　　问：最后，想让你谈谈教育出版创新的问题。出版不仅仅是消极和被动的服务，它不是附属品。教育出版也应该有引领教育发展的志向和自信，这就需要教育出版创新。我的理解是：教育出版创新的本质是遍寻世界来发现成果，通过出版这一些成果来启发人们对教育进行不断地思考。

　　答：这个问题提的很好，教育要创新，教育出版也要创新，这可以说是近些日子以来萦绕在我们社班子头脑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这实际上就是要回答在新形势下教育科学出版社的发展要向何处去的问题。出版创新的确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在我社中期(2003—2005)发展规划中，提出了要充分利用各种资源和有利因素，走内涵式发展道路。今后，我们除了要建设一支知识结构、年龄结构合理，素质高、业务精、纪律严、作风正的出版队伍外，还要继续密切关注国内外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新进展，引进和推出更多的优秀的教育理论图书。

　　教育学术出版是学术研究成果的主要社会化载体。教育出版社的办社宗旨、选题方向、出版原则，都在一定程度上引领着教育学术研究的方向、进程。特别是一些重大选题，对教育界会产生很大影响。这是一方面。从另一方面看，教育出版离不开教育学术研究。学术研究是教育学术出版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土壤。教育学术出版只有反映教育科研的最高和最新成果，服务于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大局，才能引领教育研究的方向，推动教育研究发展。你这句话说得很好，“遍寻世界来发现成果，通过出版这一些成果来启发人们对教育进行不断地思考”。我社要坚持“引进来，走出去”的策略，既吸收国外先进的文化成果，引进优秀的教育名著，又要增强原创教育理论图书的出版力度，努力向外输出版权，加强与国际文化的交流与合作。

　　我前面说过，教育科学出版社的责任在于为中国教育寻找思想的支点，我们深切地希望通过教科社这个“支点”，来力挑中国教育的思想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