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学校就是个教书育人的地方，没有什么危机，也不需要什么危机干预。”一位中学校长冰冷地拒绝了心理治疗师。就在上周，这个学校刚发生一起女生跳楼自杀事件。

　  对于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应急干预中心的心理治疗师来说，这样的拒绝听得很多。不过，这并不影响她们对于校园危机关注和干预的热情。

　  对于中国人来说，校园危机干预还是个新鲜词。学校会遇到危机吗？

　  “当然有。”北京大学心理咨询治疗中心的方新很肯定地告诉记者，校园危机包括意外伤害、学生自杀、校园暴力、师生冲突、家校冲突，以及波及到校园内的社会危机。

　  方新在德国专攻心理创伤治疗。校园危机干预，则是创伤治疗的一个新分支。

　  2002年，方新在国内办起了一个“创伤班”，这是一项针对心理治疗师的高级培训。

 　 《中国青年报》青春热线负责人、总督导陆小娅就是这个班的成员之一。她说：“校园危机并不少见。像梁丰中学这样的车祸事件，就是一种校园危机。而校园危机干预，则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2003年，陆小娅和她的一些心理咨询师朋友们，做了一个成功的校园危机干预个案。

 　 2003年5月，北京八一中学初二年级14班班主任吴元元老师不幸感染SARS，于5月15日去世。

 　 吴老师的去世，给她的同事和学生们带来很大冲击，师生们陆续出现很多情绪和行为反应：震惊、悲伤、愤怒、自责、焦虑、恐慌、孤独、麻木等。

 　 在这种情况下，心理治疗师走进了八一中学。她们首先做的，是对教师进行团体辅导，帮助老师解除情绪和行为困扰。这不仅缓解了教师与学校领导之间的紧张气氛，而且也为后来学生辅导的顺利进行奠定了基础。

 　 之后，由学校心理辅导老师以校长的名义分别起草了“致初二年级同学”和“致初二年级学生家长”两封信，正式告知吴元元老师去世的消息，并表达了哀悼的心情。

 　 而最重要的辅导，是心理咨询师为14班的同学举行的名为“告别”的特别班会。班会一开始，心理咨询师就告诉同学们：当亲朋好友去世等悲伤事件突然降临，人们会产生悲哀、愤怒等种种情绪，有的人会陷入苦苦思念，有人会产生深深的焦虑与自责，还有的人会觉得周围的一切都是虚幻，似乎什么都不真实……以上种种反应在一段时间内出现都是正常的，但如果持续时间过长、强度过强，就有可能变成病态的悲伤反应，可能会形成心理障碍，引发心理危机。

　  在随后进行的分组辅导里，这些十三四岁的同学第一次在公开场合表达他们对死亡的想法和感受。“我根本不相信这是真的，就盼着一开学，吴老师笑眯眯地站在教室门口，跟我们开玩笑呢！”

　  “吴老师去世那天我一天没吃饭。我家庭条件不好，每次发本，她都多给我一个，可如今再也见不到她了！”

 　 有同学表达出被压抑的痛苦：“爸爸妈妈怕我难过，从来不跟我提吴老师的事，可我多想跟他们谈谈我的心情啊！”一位女同学紧紧地抓着自己衣服说。被父母无意压抑的感情终于表达出来。

　  有好些同学表达了自己懊悔与自责的心情：“我学习不好，让吴老师特别操心。如果她还在，我一定好好学习，再也不闹了。”

 　 很多同学和辅导员老师也禁不住流下了泪水。

　  一些孩子在分享中被引发了过去未经处理的丧亲之痛：“吴老师去世，让我想起爷爷去世的情形，特别难过……”

　  这个时候，心理咨询师播放了吴老师生前与孩子们活动的照片、吴老师制作的家访路线图、给同学们准备的新年贺卡……越来越多的孩子开始泣不成声，就连那些在小组分享中表现得十分“理智”和“坚强”的男孩子们也在流泪。很多孩子站起来表达他们对吴老师的思念。

 　 心理咨询师让每个孩子选择一张自己喜欢的彩色纸，在上面写上对吴老师的祝福，放进他们为吴老师的家人制作的纪念册中，作为送给吴老师的一份特别礼物。

 　 孩子们这样来重新定位他们与吴老师的关系：“人们都把老师比作蒲公英，等我们一个个成熟了、飞走了，蒲公英就悄悄地枯萎了。可如今我们的羽翼尚未丰满，您就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但您永远活在我们的心里……”

    从这个班会一开始，新班主任就和同学们在一起。说到伤感的时候，新班主任和同学们一起流泪。同学们和新老师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
 
 　 最后，心理咨询师设计了一个“结网”的游戏。新老师和大家一起围坐成圆圈，从第一个人开始，说一句祝福的话，然后把手中的线团抛给另一个同学。这样一个接一个，绳子就“织”成了一张“网”。每个同学都可以躺到网上去，感受网的拉力。

　  后来有学生说：“其实班级就是一张网，每个人都是网上的支撑点。无论哪一个环节的松懈都会关系到整个网的结实和安全，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负起自己的责任。”

　  “吴老师的去世就好比我们这张网缺了一个支撑点，但我们有能力去修补它，只要大家齐心协力，这张网还能比先前更结实。”

　  心理咨询师们做了统计，在参加团体悲伤辅导的42名学生中，有23人从未有机会跟家人谈论过关于死亡的话题，而在吴老师去世之后，只有14个学生有机会跟父母“认真谈过”对这个事件的想法和感受，有20人只是“轻描淡写地”与家人“聊起过一两次”，而在“轻描淡写”的谈论中，家人也很少关注孩子的想法和感受，父母多表达悲伤、惋惜的情绪，但也有父母责骂孩子“胡说八道，成心咒老师死”，家长多不愿与孩子谈论这件事，有些家长甚至禁止孩子与别人谈论，不许孩子在校园网发表看法。在他们的辅导中，有一位女孩哭得非常伤心，吴老师去世这件事引发了她祖父去世留下的伤痛，家人一直回避不愿意和她谈论这个话题，怕触及她的伤痛，但孩子说，“我多么想找个人说一说呀！”

　  方新分析，造成这种现象的因素很多。在中国传统文化里，人们往往习惯于压抑自己的感情，尤其是对待死亡的悲哀。一个人能够很快控制住悲伤的情绪，会被视为“坚强”；或者一个人在失去亲人时仍然坚守岗位，就会被当作“公而忘私”的典范受到褒扬。实际上，有失亲之痛的人们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处理自己的感情，如果急促地处理悲伤，会无情地消耗当事人的能量，还可能损害人更进一步的成长和发展。她说：“压抑是需要消耗很多能量的，压抑太久了，就会突然爆发出来。”

　  专家告诉我们，很多成人持有强烈的误解，认为儿童具有很强的自我恢复力，不需要协助他们处理丧失亲人带来的创伤，很快他们就可以忘记这些痛苦。也有人认为儿童并不容易体验到悲伤。但实际上，是因为儿童很难用语言精确地表达他们的情感，同时又欠缺成熟的应对能力，才使得成人无法通过儿童的言语表达察觉他们的痛苦和悲哀，而这恰恰阻碍了为儿童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帮助。

 　 就像八一中学这样的校园危机干预个案，看似在游戏中轻松地进行，其实每一个细节都是由数位心理咨询师精心设计。因为各种危机不同，需要辅导的人群不同，需要详细的讨论。这种讨论有时甚至需要几个通宵设计。

　  而参与人员都必须受过专门训练。这些心理咨询师之间，往往也会进行集体讨论，相互辅导———因为在听别人讲述受伤害经历的同时，这些咨询师也可能被这些经历伤害，需要别人来开解他们。

　  上周，北京某中学发生了一起初一女生跳楼自杀事件，班上的同学都觉得受了很大震动。有两个班的男生甚至因为这事对立起来。一些学生家长找到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应急干预中心，希望他们可以去学校做集体辅导，却被校方拒绝了。理由是：“学生们已经回来上课了，教学秩序已经正常，不希望有人打扰。”

　  心理咨询师告诉我们，短短一周时间内，周围的人是很难平静下来的。一味压抑无益于学生和老师的心理健康。

　  陆小娅说：“我们也希望这一次的临时干预能够成为在学校和其他社区建立正式的危机干预中心的开端。”

　  专家们还建议，这样的一个危机干预机制。应当有相应的制度保证。危机干预应当纳入政府、学校的危机应对机制，并有相应的机构承担组织协调工作，在危机事件发生前就逐步建立起危机应对网络，以便在危机事件发生时和发生后，能够调动、协调、整合社会力量进行及时、有效的危机干预。

　  人才储备也是一个危机干预机制能否在危机时刻正常发挥作用的关键。近年来，我国已经开始了危机干预人员的培训工作，但受训的人数远不足以满足实施有效危机干预的需求。应加大培训力度，对从事危机干预的专业人员（如精神卫生工作者、心理卫生工作者、社会工作者等）、非专业人员（如相应的政府部门成员、参与危机处理的其他工作人员、志愿者等）进行分层次、分步骤的培训，逐步建立起一个有机的危机干预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