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梅贻琦的选择

　　1948年秋季，国民党在内战中不断吃败仗，经济崩溃，政治紊乱，人心不稳，全面溃败的迹象开始显现。1948年11月，从昆明回迁到北平的清华大学又面临一次南迁的选择。教育部计划将平津等地著名学府南迁，并“抢救”教授。清华为此专门召开教授会议讨论迁校问题，结果决定，不予考虑。这一抉择的做出，梅贻琦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据吴泽霖的回忆：

　　国民党破坏了华北的安宁，战云日益濒近古都，校内政治斗争也随之日趋激烈。关于学校的方向以及由此引起的迁校或护校等原则性问题，梅先生根据一贯的务实精神……在不断探测教授会、评议会、校务委员会上的意向，并个别征询各种有代表性人士的意见后，作出了学校不再南迁的决定……力图使学校教育少受时局的影响，其苦心孤诣、始终不渝的精神是值得称道的。

　　吴泽霖所说，是清华的意见。

　　梅贻琦在清华大学面临的棘手难题，是怎样让大学教育少受时局的影响。在波涛汹涌的时代巨浪中，这位清华的舵手，如何把握住方向，早在抗战胜利之后就已经预料到现在的景况。

　　1945年10月28日，梅贻琦赴章矛尘（章廷谦）之约，同座有傅斯年、杨振声、樊际昌、钱端升、周炳琳、汤用彤，皆北大同人。大家在饭局谈论时局以及学校将来的问题，谈的非常热烈。受所谈问题的影响，这天，梅贻琦在日记中写道：“盖倘国共问题不得解决，则校内师生意见将更分歧，而负责者欲于此情况中维持局面，实大难事。民主自由果将如何解释？学术自由又将如何保持？使人忧惶！深盼短期内得有解决，反而非但数月之内，数年之内将无真正教育可言也！”

　　如今，梅贻琦的忧虑变为现实。更为严峻的是，梅贻琦在作出清华大学不予南迁的决定后，他个人究竟如何选择。向左走，还是向右走，这是每一位大学教授必须作出的人生抉择。

　　此时的梅贻琦更加沉默寡言，外表的平静并不意味着内心的平静。

　　梅贻琦若想要留下来，自然有充足的理由。在清华的历次学潮中，他不分背景和党派，学生只要遭到危险，就毫不犹豫地予以保护，这并不仅仅是校长保护学生的一种本能。对待教师，也是这样，具有“吴晗托夫”雅号的吴晗的党派背景他是清清楚楚的，但当他知道国民党要对其进行“管教管教”时，立即让教务长吴泽霖通知吴离开清华园；在动辄逮捕进步师生的当局下，他甚至有时还主动找到共产党地下干部问：“你们的人都躲得怎样了？”这显然不是睁一眼闭一眼的做法。

　　在走还是留的十字路口，我们无从得知他的内心，是不是经过了犹豫彷徨，是不是经过了深思熟虑。但从其所作所为中，可以判断，梅贻琦选择了“出走”。

　　清华校史专家黄延复对梅贻琦出走的心理动机，当属知人论世之言。梅贻琦在美国留学和生活多年，他接受的教育和形成的价值理念，促使他在改朝换代的易辙之时，一走了之。这一走，是生死离别，他再也没有回到清华大学，再也没有回到“生斯长斯，吾爱吾庐”的故国家园。梅贻琦的出走，显然是政治行为，更是意味深长的文化行为。他的出走，有一个参照。和胡适同机离开北平的有陈寅恪，陈走到广州就不再走，他的想法和吴宓的想法是一致的，吴宓说：“我不愿逃到台湾去，依附美国。‘父母之邦，不可弃也！’”而和梅贻琦同机离开北平的杨武之，留在了上海，尽管他的儿子杨振宁在美国留学。去留之间，有多少学者背井离乡，有多少家庭生离死别！历史的大潮中，个人不论做出怎样的选择，命运都因此而改写。

　　1950年春起，梅贻琦飞抵纽约。1955年以前，他一直住在纽约。1950年起，他就出任了华美协进社（ChinaInstituteinAmerica）的常务董事，继续保管着清华基金。

　　梅贻琦在美国，会不会有寂寞和孤单的感觉？人在美国，他会回来吗？据吴泽霖回忆，北京解放初期，周恩来总理在协和医院礼堂对北大、清华两校教授们的一次讲话时曾说：“梅贻琦先生可以回来嘛，他没有做过对我们不利的事。”梅贻琦曾对清华在美国留学的学子表态：“你们回去我赞成，但我自己还想在外面看看再说。”

　　1954年，梅贻琦的公子梅祖彦早已在美国完成留学，决定返回大陆。从对待梅祖彦回国这件事中，可以隐隐觉察出梅贻琦的内心想法：

　　父亲知道我和一些同学也在策划远行，他虽未动声色，但仍显得出心中的焦虑，后来还是重视了我自己选择的志愿，只在为人处世的道理上，对我做了规劝，而对我的行动给予默许。我到法国后遇到一些旅程上的困难，父亲让我看望当时的驻法大使段茂澜先生（清华老校友），希望我能听听他的意见，或许能改变我的决定。我当时已经决心已定，没有去见段大使。我回到北京后两年，父亲即长住台湾，没有给我写信，但从我母亲由美国的来信中，知道他听到我回到清华母校任教后感到欣慰，对我在新环境中的适应情况很为关心。

　　梅祖彦的这段回忆，有一个细节，是梅贻琦到台湾后，“没有给我写信”，用心良苦。梅祖彦文说梅贻琦两年后长住台湾，不准确。观望之后，梅贻琦于1955年11月由美国去台湾，用清华基金筹办“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后扩展为新竹清华大学）。从空间的距离上来看，梅贻琦去了台湾，离大陆更近了，而事实上，离大陆更远了。

　　民国时期，国家动荡不安，民族蒙难，战争频仍，梅贻琦代表了民国学者的风度，他的成就代表了民国时期大学教育所能达到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