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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汨罗江只是湘江水系的一支，但因接纳了屈原的悲愤，承载着《离骚》《天问》的悲悯，每一朵浪花都回荡着魂兮归来的呼唤。汨罗江便是一个文化符号，一直流向世界。

　　为这个文化符号开笔的，是赫赫有名的汉武大帝。传说当年汉武帝巡游至汨罗江，在楚塘江畔设坛祭天，天空倏忽半明半昧，愕然间，一卷天书缓缓降落。仓促间，只好用玉笥（玉篓）接住，展开一看是屈原的《离骚》。这位纵横四海、无所畏惧的皇帝心存敬惧，下令：山名为玉笥山；山上建屈子祠，敬奉屈原。此后，香火绵延于三闾大夫行吟过的山坡上，楚湘文化的精神道场，也随江水涟漪飘荡。

　　在史书冷寂的记载中，屈原的一生，浸透着忧愤。

　　屈原，公元前340年生于楚国夔地（今湖北秭归）一个贵族家庭，年幼时即“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23岁入朝任左司徒之职，为楚怀王重用，“入则与王议图事，以出制度，出则接遇宾客，以应诸侯”。他主张修明法度，选贤任能，实现富国强兵。但诗人的无忌和狂放，使他的政治主张遭到一些同僚的嫉妒与谗毁，后被黜为三闾大夫，流放汉北；5年后重新应诏回朝，又被楚襄王再度流放江南。

　　心怀愤懑，屈原渡长江，过洞庭，徘徊于湘水、沅水流域，生命的最后3年居住在汨罗江边的玉笥山上。长长的放逐，也是屈原追寻信仰之旅，“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处江湖之远，心依然在庙堂之高。但是，既然人亡政息或人未亡政已息，上下求索的意义何在？屈原的忧疾就变成了一部《离骚》——“离”者，“别离”“遭遇”之谓；“骚”者，“忧愁”也。司马迁深解其味：《史记》上说，天和父母是人的根本，人在“穷”——“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时，就有了《离骚》的呼喊。

　　公元前278年，秦国攻下楚国都城郢都，屈原衰老多病的躯体再也承受不了国家沦亡的耻辱打击，他披散着长发、衣冠不整地来到了汨罗江畔，望着满天湘楚乌云，长叹一声“既莫足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怀沙沉进浩荡的千古江水。江水接纳了他六十余年的生命，却无法保全他的遗体；民众以粽子填江喂鱼给予保全，成就了五月初五端午节。

　　屈原走了，玉笥山留下了。自汉武帝开场后，屈原的魂魄一直在汨罗江边徘徊。道场的建筑，也在祭奠中逐步扩大。前往屈子祠，途经名曰“玉水”的小河，河上架一石桥，桥头刻有“濯缨”二字——屈原《渔父》篇中有“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句，“濯缨桥”自然取意于此。过了濯缨桥，登上玉笥山，便来到屈子祠。

　　飞檐翘角的招屈亭，大约是第一座纪念建筑。相传屈原殉国以后，他的弟子宋玉、景差一路寻师至此，为恩师招魂，后人感念立亭以记；独醒亭，也应是较早的建筑。传说年迈的屈原经常在亭子里和众人论国事，后人为纪念他，以其“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诗句命此亭。

　　在独醒亭附近的山坡上，有诸多与女媭有关的景点。女媭，屈原《离骚》中浓墨重彩的人物，其身份为何一直为后人议论。有人认为，女媭为屈原之姐，有的说她是屈原之侍妾，有的则把她当成屈原的随身秘书；而考古大家郭沫若则经过细致考证，认为女媭或可为屈原之女伴或侍女。

　　屈原的魂幡飘扬到清代，与乾隆皇帝的旌旗在汨罗江边重合。乾隆十九年（1754年），在汉代的基础上再次修整，占地1500平方米，全部建筑采用飞檐翘角、九曲回廊的砖木结构，雕梁画栋，古朴典雅。屈庙也改为屈子祠，并是乾隆御笔。祠的两旁配以浮雕，左边为屈原江边行吟图，右边为屈原怀沙（石）投江图。前厅的屏风上刻有司马迁写的《史记·屈原列传》，廊柱有清末诗人李次青联：“万顷重湖悲去国，一江千古属斯人”，磅礴之势，不输后人。后厅有屈原塑像，像旁悬挂着一副对联：“集芙蓉以为裳，又树蓄之百亩；帅云霓而来御，将往观乎四荒”。联文是郭沫若、于立群合璧——郭撰于书。

　　数年前，当地政府在祠旁建起了屈原碑林，内有由回廊相勾连的八组仿古建筑，在《天问》《九章》刻痕中，屈原塑像昂然挺立于堂中。词章深处有静默的离骚阁、九章台、招魂堂等建筑，碑刻书法从甲骨文到正楷均予以罗列，有赵朴初、沈鹏、楚图南、欧阳中石等300多位当代书法名家所书《离骚》碑刻356块，与屈子祠相得益彰，形成一个完整的精神道场。

　　皇帝钦此，玉笥山光大；汨罗江端午节竞渡的龙舟，沿袭成制。屈原的魂魄竞渡到现代，普度到世界。晋谒，便由敬仰演变成一种时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