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人评价
在中国历史上,屈原是一位深受广泛推崇的伟大作家。两千多年来,人们对屈原无端受到谗邪小人的中伤和昏庸的楚怀王的放逐深表同情。屈原在流放过程中,又目睹了楚国的危难和“民生之多艰”,因而,带着满腔的愤懑投汨罗江自杀。刘向所编的《楚辞》中收入的《九辩》,王逸认为是屈原弟子宋玉“悯其师忠而放逐”之作。他还认为,宋玉怜屈原“忠而斥弃,愁满山泽,魂魄放失,厥命将落,故作《招魂》欲以复其精神,延其年寿”。宋玉甚至幻想怀王看到《招魂》之后,会觉悟起来召回屈原。请看这个宋玉岂不是古今少见的尊师典范?真不理解历史学家郭沫若先生何以要在话剧《屈原》剧本中把宋玉丑化为屈原的叛徒。至于《卜居》和《渔父》,我认为也是屈原的后学悼念屈原之作。
汉武帝是汉代第一个热爱屈原作品的皇帝。而所作赋达82篇之多的淮南王刘安,则是对《离骚》作了很高评价的第一位文学理论家。刘安称《离骚》兼有《国风》、《小雅》之长,它体现了屈原“浮游尘埃之外”的人格风范,可“与日月争光”。其后,司马迁为屈原作传,不仅照录了刘安的这些警句,还进一步把《离骚》和孔子删定《春秋》相提并论。他盛称前者“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是屈原伟大完满人格的写照。可见,司马迁乃是非常崇拜屈原的人。
但是,后汉的历史学家班固却不尽以司马迁对屈原之评赞为然。他对屈原及《离骚》的思想倾向是有褒有贬的,甚至是以贬为主的。班固批评时,有意避开了司马迁,而径直把矛头指向刘安。他指出,称屈原和《离骚》可“与日月争光”云云,“斯论似过其真”。班固的人生观是“全命避害,不受世患”。他以为屈原应像《诗·大雅》所谓的“‘即明且哲,以保其身’斯为贵矣!”他批评屈原不应“露才扬己,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沉江而死”。他也不同意屈原把大量的神化传说融入作品中,多称昆仑、冥婚、宓妃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正,经义所在。但班固也并不否认屈原的作品“弘博丽雅,为辞赋宗。后世莫不斟酌其英华,则象其从空。”因此,他对屈原的评价是:“虽非是明智之士,可谓妙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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