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0月31日，两院资深院士钱学森因病在北京逝世。就在不久前，钱学森的学生之一、中国科学院院士戴汝为在中科院自动化所作了一场题为《我所知道的钱学森院士》的报告，他说：“我一直称呼他(钱学森)为老师，但是他却把我看成工作搭档。”

　　1955年，戴汝为从北京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钱学森身边作研究，当时，钱学森刚从美国回到祖国，并担任了中科院力学所第一任所长。后来，戴汝为又被钱学森安排到中科院自动化所工作至今。

　　戴汝为的报告是从两张老照片讲起的。一张照片是1956年2月，钱学森出席全国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后，毛泽东主席设宴招待全体委员时，特意安排钱学森坐在自己旁边。另一张照片是1944年12月，担任火箭研究理论组组长的钱学森，在美军实验基地参加美军最初的火箭“列兵A”发射的试验工作现场。

　　“这两张照片足可以透露出钱学森的‘分量’。”戴汝为说。

　　用地道的北京话讲《工程控制论》

　　“那时我刚分配到力学所工作，钱老也刚回国，回国后他就开始从事一线教学活动，每周六他还会在中关村的化学所礼堂讲课。我当时比较年轻，除了上课之外，还会协助钱教授做一些其他工作。”戴汝为回忆说。

　　在戴汝为看来，正是因为这些杂事才让他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到钱学森。“那时候我与何善堉一起负责《工程控制论》一书的中文翻译工作，我把课堂记录的笔记拿给钱老看，请他审核。他总是很耐心细致地用红笔标记出不合适的地方，然后我再刻钢板印讲义发给听课的200余人。”戴汝为回忆说。

　　当时，最让学生钦佩的不仅仅是钱学森渊博的学术知识，还有他授课时使用的那一口地道的北京话。“你别看他出国20年，但是对母语——汉语的感情从来没有消减过。”戴汝为说。

　　戴汝为特意谈到了当年一位在天津工作的老师为了听钱学森讲课，每周都会从天津赶到化学所的礼堂听课。戴汝为说：“当时的交通可不像现在这样方便，但是那个老师却一直坚持到最后一堂课，这足以证明钱老授课的魅力。”那位当年的年轻教师就是天津大学的周恒，如今他已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而《工程控制论》一书也被戴汝为认为是中科院自动化所建所的基础理论。

　　“人太直，得罪了不少人”

　　至今仍有一件事让戴汝为想起来都觉得惭愧。刚刚到力学所参加工作的他正好在所图书馆里遇到了看书的钱学森，他走过去问钱所长现在应该看些什么参考书。钱学森并没有告诉他，而是说：“作科研的人自己不能独立思考解决这种问题，还得问我吗？”“我当时听了心里非常难受。”但这句话却深深印在戴汝为的心里。他认为钱老在告诉他一个道理：有些事情能自己做就自己做，这也是对个人独立工作能力的锻炼。

　　其实，很多与钱学森接触的人，都会有过被他批评得满脸通红的场面。

　　“这并不是钱老摆架子，他反而鼓励我们坐下来和他讨论、争辩。”戴汝为说。

　　戴汝为还讲述了钱学森与他的导师冯·卡门的一次争辩。有一次，钱学森把写好的一篇文章请冯·卡门看，冯·卡门看后表示不同意钱学森的观点，而钱学森坚持自己的观点，师生之间话语不投机便争辩起来。最后，冯·卡门一气之下把文章扔到地上，两人不欢而散。

　　等到第二天一早，冯·卡门在办公室见到钱学森时，给他深深地鞠了一躬，并对钱学森说：“我昨天一夜未睡，想了想，你是对的。”

　　这种对待学术问题平等讨论的风气也一直为钱学森在国内所提倡。

　　是专家也是杂家

　　在人们看来，钱学森的名字似乎和中国航天事业是分不开的，他的《工程控制论》一书仍然是国内外科技工作者引用最多的文献资料之一。

　　“这只是他生活的一方面，他在音乐、美术方面都有非常深厚的功底与修养。”戴汝为说。

　　据戴汝为介绍，在上海交大的时候，钱学森是吹小号的。留学到美国后，他经常会去波士顿听交响乐团的音乐会。

　　钱学森的爱人蒋英是著名的花腔女高音。每当登台演唱时，蒋英总喜欢让钱学森去听，请他欣赏、评论。有时钱学森工作忙，不能去听，蒋英就录下音来，带回家，待他休息时再放给他听。

　　“如果你有机会去钱老的家，你会发现他家里面的科普书是最多的。别人总以为这样的科学大家很少会看科普书，但是钱老却看得津津有味。”戴汝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