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与国学大师任继愈、季羡林两先生相随仙逝一样,贝时璋、钱学森两位大师,又在10月末的3日内相继驾鹤西去。铺天盖地般潮涌的追思和缅怀之余,深刻铭记两老深情的嘱托,接过他们思想的烛光照亮未来的探索创新之路,也许是最好的纪念。
两老身上最光辉的是伟大的科学创新精神和百年不渝的爱国情怀。1955年,钱老在美国经过5年抗争被允许回国时,把刚出版的《工程控制论》交到老师冯·卡门手里,老师感慨地说:你现在在学术上超过了我。钱老很激动:自己能超过这位世界闻名的大权威,为中国人争了气。冯·卡门在1967年出版的传记里,单独为钱老立传:“火箭领域中最伟大的天才之一,我的杰出门生。”“我作为一名中国的科技工作者,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钱老用整整一生实践了他的诺言。
贝老1929年从德国学成回国,80年来硕果累累。直到去世前一天,他还召集了6位研究人员讨论科研领域的创新课题。他在谈到冲击诺贝尔奖时对大家说:“不是为个人,我们要为国家争口气!”这是贝老最后的遗言。
为祖国、为人民服务需要真本领。钱老在出国留学前,就已发表过关于航空、火箭的论文,他留学就是为了报效祖国。他在美国学习非常刻苦,除自己的航空技术专业外,他还学习了数学、物理、化学的博士课程,为他不断创新的一生打下坚实的基础。
贝老是中国生物物理学奠基人,1928年在德国图宾根大学获自然科学博士学位。半个世纪后的1978年起,他的母校鉴于他长期在科研一线取得的卓越成就,30年中又先后4次授予他荣誉博士证书。这在中国和德国教育史上都极为罕见。
创新是科学的本质。两老对科学创新的见解,既有独到之处又不约而同。钱老说:“我们不能人云亦云,这不是科学精神,科学精神最重要的是创新。”“一个有科学创新能力的人不但要有科学知识,还要有文化艺术修养。”他说小时候父亲让他学理科的同时,又送他去学绘画和音乐。钱老的夫人就是音乐家。钱老多次说过:“搞科学的人同样需要有灵感,而我的灵感,许多就是从艺术中悟出来的。”
贝老则一直坚持促进学科交叉的理念。他认为只有学科交叉才能产生科学创新成果:“为了把世界的真情研究得更真实,必须将全部科学更好地配合起来,共同来探讨,例如数理化、天地生、工农医,以及各社会科学,特别是哲学,共同商议,以求精益求精。”
长江后浪推前浪。两老都曾任中国科技大学建校时的系主任,他们对学界人才辈出一直寄予很大期望。钱老奖掖后学不拘一格。早在1964年,30出头的王永志首次进场参与我国首枚中程火箭的发射,当时遇到射程和燃料箱容量不匹配问题,小王提出卸载部分燃料,减轻火箭重量,加大射程的建议,很多人不以为然。但钱老说:“那个年轻人的意见对,就按他的办。”
钱老对这件事印象很深,后来推荐王永志担任第二代火箭第一个型号的总设计师。这是我国起用年轻“箭头”之始。我国科学家在新世纪与俄国火箭专家交流时,他们曾一再惊叹和羡慕我国火箭专家队伍的年轻化,钱老于此功不可没。
但钱老的眼光看得更远:“为什么现在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据温家宝总理回忆,这句话钱老向他讲过五六遍。温总理分析说:“我理解,他讲的杰出人才不是我们说的一般人才,而是像他那样有重大成就的人才。如果拿这个标准来衡量,我们这些年甚至建国以来培养的人才尤其是杰出人才,确实不能满足国家的需要,还不能说在世界上占到应有的地位。”对钱老振聋发聩的一问,每一个后来人都应该认真想一想。
两老还有一个共同点,都住在五六十年前建成的旧房子里,油漆剥落,地板残破,陈设简朴。他们就这样走完了自己长长的人生,但他们思想的烛光永远照耀着后人。网友的留言让人警醒:不怕前有逝者,只怕后无来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