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回顾了媒体及其在教育中应用的发展，提出在口头语言、文字语言、数字语言为特征的媒体形态变化的三次突变中，新媒体产生，比较旧的媒体不是死亡了——它们继续演进和适应，形成汇聚、复杂的传媒家族。认为远程教育研究要遵循科学发展观，坚持以教育主体为本，以系统观为基点，坚持远程教育过程研究；提出过于迷恋新技术，就会出现抛弃教育观的内在风险，要摆脱追新汰旧的媒体观，坚持媒体发展的互补观，多种媒体优化组合是远程教育研究永恒的主题。

【关键词】 科学发展观；过程研究；远程教育；多种媒体组合

　　 20世纪末，发展基于互联网的远程教育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从有关杂志刊发的文章来看，涉及媒体技术的文章几乎达到以网为纲、离网不书、无网不论的地步。不难发现，我国的“教育技术”、远程教育媒体的研究开发，几乎走上了“互联网”、“多媒体”的独木桥，忽视了对其它媒体的研究与开发。笔者认为这种倾向是应当引起足够关注的。

　　 其实，对于远程教育媒体的研究开发与应用，应当坚持科学发展观，避免唯技术论。走“多元化”的多种媒体优化组合运用的康庄大道，才是远程教育媒体研究的永恒的主题。

一、回顾媒体历史 认识发展规律

　　 开展教育媒体应用的研究已经有了一百多年的历史，最早研究媒体教育运用的应属于印刷媒体。直观教育思想直接地反映到教材编制中的可追溯到夸美纽斯的《世界图画》，后来是投影媒体，包括幻灯、投影、电影在教育中的应用，它们成为声像并茂的视听学习材料。在美国，于1910年出版了第一本教学电影目录，1913年，托马斯·爱迪生宣布：“不久将在学校中废弃书本……有可能利用电影来教授人类知识的每一个分支。在未来10年里，我们的学校机构将会得到彻底的改造。”[1]很明显爱迪生预言后的10年直至今天，他的预言不仅没有出现，相反电影在教育中的影响却越来越微弱。加涅主编的《教育技术学基础》一书指出：在胶片和幻灯片质量、无线广播、录音和有声电影的技术进步后加快了视觉教学运动的发展，并且由视觉教学发展为视听教学，但整个教育界并没有因此而受到极大的影响。相反，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视听教学活动在学校里的增长放慢了。而在军事培训中，政府为军队购置了5万5千部电影放映机，并在培训胶片费方面花了10亿美元，提高了培训的速度。书中还指出，除此以外，培训中还使用了投影、幻灯、听力设备和飞行模拟器等。这些都明显强调了即使在培训中，媒体的应用也是多元化的。

　　 同样，教学电视在美国也只曾兴旺一时。1952年联邦传播委员会决定为教育目的拨出242个电视频道，到了1955年美国已有17个教育电视台，1960年增加到50多个。由此，人们已把教育的角色归于公共广播[2]。而对于电视的教育应用，1967年卡内基教育电视委员会总结道：教育电视在正规教育中所起的作用基本上是微不足道的……

20世纪90年代，美国副总统戈尔对于信息高速公路的首要目标之一，即是“让美国的每间教室、每所医院和每个图书馆都连接上国家信息基本设施”。[3]在这一背景下，美国的电视和电缆公司搞的一系列计划更多的是一种公共关系的运作。他们为学校提供“基本的连接”，也提供了免费的网络节点，并为每间教室安上电话插座。“然而能够享有这些设施服务的学校寥寥可数，95%的学校则几乎……被遗忘”[4]

　　 美国的网络女精英戴森指出：“网络将会解决我们今天在教育中遇到的许多问题，这种想法是很有诱惑力。但过5年后再看，网络的作用将没有这么大。它是一种强有力的工具，但它给我们留下的将是同样的难题。”[5]美国发展教育互联网也已有近六、七年了。可是至今有多少成功的经验可循呢？它会不会像电影、电视那样，10年以后就会悄悄地引退呢？这从约翰·丹尼尔在探讨信息与通讯技术在教学及管理中的运用时所指出的四条原理似乎可见端倪。他将“1999年秋至2000年春，网络公司的热潮”中“网络公司的狂热者争辩，互联网将取代教育领导的一切，任何企图将新事物嫁接在旧的系统之上的做法注定要失败的”[6]称做偏见，提出要“避免偏见”。托尼·贝茨的阐述证明戴森、丹尼尔的认识是正确的。最近托尼·贝茨在有关网上学习的文章中列举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大学等办网上远程教育损失严重的例子后特别提到，美国境内的英国开放大学三次办网上学习课程，希望站住脚，但第三次还是以失败而告终。他得出的结论是：“高科技的发展历来有从蓬勃发展到急速萎缩、再到重新复苏的一个循环过程。网上学习的市场正经历着这样一个过程。”[7]他的意思是说明，发展基于互联网的教育，经过六、七年实践已经萎缩，但能否象他说的再复苏，还是萎缩下去，我们只能拭目以待。同时，托尼·贝茨还多次提到网上学习只是传统课程教学的补充，专门网上学习需要专门的教育目标群及课程材料设计。

　　 丹尼尔提出避免偏见、广开思路等远程教育开发应用媒体的思想，他的论述至少说明了走互联网独木桥是不可取的。笔者这样说，并无反对远程教育媒体研究开发互联网之意，并且本人在1998年就在《中国电大教育》杂志发表了《论构建开放教育网络学习新环境》的文章，分析指出交互网络的五大特色，适宜于远程开放教育发展的宗旨，有利于教育机制的建立，并提出开展试验的设想。以上分析的历史事实证明，新媒体产生，旧媒体改造、适应，这是媒体发展的规律，我们只有摆脱偏见，广开思路，才能保证远程教育的持续发展。

二、媒体层出不穷，成员汇聚复杂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世界是发展变化的，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同样在新的事物层出不穷之时，旧的事物也在不断地更新、变化以适应新环境而存在，这同样是历史的必然。媒体的发展也必然遵循这一客观的规律。新媒体诞生，旧媒体革新，以新的姿态出现，并与新媒体抗争。如果不是如此，恐怕今天旧媒体就会绝迹了，更不会允许体态语言这种最原始的媒体有生存的空间，这样也就不可能出现今天繁花似锦的媒体大家族。

　　 分节语言的产生是媒体形态第一次突破性变化。人类发展的初期，延续了动物属性的动作加叫声的传播方式，口头发出的声音不能单独传递信息，只是视动传播的辅助工具。分节语言的产生与发展，促成了传媒的历史性变化，语言成为人们交流与沟通的主要工具，语词和其他符号的综合运用，使人们可以结合更为广泛的群体。口头语言除扩大了人与人之间的外部沟通，使之更加有效之外，也为人的内部沟通、为思想提供了更加有效的方式，确立了思维与谈话相并行的规则。然而，口头言语不仅没有抑制非言语符号的传播，相反加速了非语言性宗教仪式、象征主义、音乐和艺术的发展。而印刷媒介的出现，更为语言传播添上了腾飞的翅膀。

　　 文字语言的产生是第二次媒体形态大突破的催化剂。分节语言虽然为人类传播的发展树起了第一块丰碑，但是毕竟口头语言瞬时即逝，是线性传播，文化、文明的传播要依靠人自身的记忆能力，然后通过口头语言和其它非言语表达形式进行传播，信息无法记录下来长期保存。文字语言的产生，使信息存贮有了可靠的工具。人们试图可靠地保存知识并克服口语传播障碍的最早方法，或许是史前的洞穴画，而文字语言则成为人类文明进化的记录媒体，特别是印刷业的诞生与崛起，使文字语言书面化，引发了媒体形态的第二次大变化。从而，文字语言与文明的定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成为文明、文化传承的利器。书面语言便于保存，它的发展则削弱了记忆的重要性，但它便于人们对信息进行独立和从未有过的从容审视。到了19世纪中的几十年间，大批先进的工业技术引发了印刷媒体的爆炸性发展。20世纪30年代，由于新的大众媒介——无线广播的发展，在西方发达国家，低成本的收音机充斥家庭。就在此时，一些专家认为，电子媒介的发展决定了印刷媒介的死亡。在这期间，“有进取心的报纸公司……毫不犹豫地赞助了一些世界上最初的广播电台”。而在不久以后新奇感消失，出版商即为广播的高成本和收入的缺乏而感到气馁。仅仅几年后，许多出版商卖掉了他们的广播电台，又走向另一极端，认为无线电收音机作为商业媒介不会成功。这时，出版商拒绝刊登广播节目表和促销广告。同时，更新的报纸内容和样式，使印刷媒体取得了新的发展。

　　 二次大战以后不久，又遭遇了另一个新的更强大的电子媒介——电视的挑战，“专家们再一次预言了印刷媒介的死亡”。同时，当电视大幅度发展时，面向大众的无线广播也走下坡路，这时又导致一些分析家预言它的死亡。可是印刷媒介、广播不仅没有死亡，相反更繁荣昌盛起来了。

　　 20世纪90年代，数字语言为人们所认同，它是一种与传统中任何语言都不相同的语言媒介。以数字语言为标志的第三次媒体形态的变化，更是震动了通讯和传媒领域，专家们预言这一次印刷媒介要成为历史，纸媒介将被数字媒介所取代。现在看来，这一预言再次失败。

　　 美国罗杰·菲德勒提出：“传播媒介的形态变化，通常是由于可感知的需要、竞争和政治压力，以及社会和技术革新的复杂相互作用引起的。”并指出：“新媒介并不是自发地和独立地产生的——他们是从同媒介的形态变化中逐渐产生的……比较旧的形式通常不会死亡——它们继续演进和适应”[8]。媒介发展的历史实际已证明罗杰·菲德勒是正确的。新媒介层出不穷，旧媒介“继续演进和适应”，不断地丰富发展，形成汇聚、复杂的传媒大家族。

　　 传媒是远程教育发展的物质基础，是连接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桥梁。因此，如何对待媒体的开发和应用会直接影响到远程教育发展的成败。特别是在媒体发展日新月异，媒体家族成员多元、汇聚、复杂的今天，应当摆脱远程教育研究中的唯技术观，抛弃追新汰旧的媒体观，而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媒体的互补观为前提，在远程教育媒体研究、开发、应用中坚持多种媒体的优化组合观。

三、媒体优化组合，协调持续发展

　　 远程教育的本质是教育，而不是所谓的“距离”。如果将远程教育仅看成教与学的分离，则解决问题只需要媒体技术，媒体技术越先进，传播的速度越快，越可能很好地解决问题。但是我们应当知道，“距离”只是与“面授”在形式上的差异，而其本质都是教育。因此，虽然媒体解决了传播的距离问题，但并不一定能够解决教与学的诸多问题。远程教育是一种目的性强、对象明确的信息传播行为。它是一种特殊的信息传播活动，不仅区别于大众传播，也区别于商业广告的文化传播、金融传播（如无纸化交易）等。大众传播作为传者目标是明确的，但对于隐匿的大众来说是自由的、弹性化的。大众传播利用任何传播手段（电视、网络、纸媒介）都一样，只是在传播的时空及速度方面有差异。可能电视比互联网更好，因为电视将信息送到大众面前，而互联网则是受者拾取的，是个别化的。远程教育则不同，关于远程教育传播系统的复杂性，已有众多论述，这里不重复。所以，虽说媒体技术有先进与落后的区别，但是，对于远程教育来说没有一种全能的可全面取代的媒体作为唯一的选择。

　　 远程教育学者贝茨提出：多种媒体都有内在的规律，即有一套充分发挥其功能的固有法则，必须正确地加以利用，再好的媒体，若使用不当，也发挥不出好效果；并不存在“超级媒体”，任何媒体都各有其长处和短处，而一种媒体的长处，往往是另一种媒体的短处，这就要求综合运用各种媒体；对于某些教学目标来说，还是存在着最为合适的媒体的选择问题[9]。

　　 事实也正是这样。就印刷媒体而言，对于远程学习者来说，不仅便于携带、保存方便、经济实用，而且它相对于其它媒体来说，对于学生的思考、反应更有利。远程教育学者迈克尔·穆尔就曾在阐述影响交互距离的理论时指出：“相比之下，通过邮政通信函授接受教育的学生……可以与教师对话，尽管媒体会延缓他们的交互时间，这种对话较少自发性，但也许比无论是课堂中还是计算机媒体会议中的类似课程，都可能更深思熟虑和反应深刻”。[10]穆尔的这一论述，说明了尽管印刷媒体要通过邮政通信才能进行延迟性反馈，但对于学习者来说，可以反复阅读，深刻理解印刷材料，这是其他媒体不可比拟的。印刷媒体的这些长处，也正是互联网之短处。当前人们认为互联网是交互媒体，并融合了多种符号的呈现方式，于是认为它可取代一切媒体了。但是它存在着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如：需硬件支持，开支过大，提高个人成本；影屏显示，不便阅读；射线辐射，不宜长时间使用；上网费用高（与印刷阅读比），学习者不堪重负等。科学发展观的前提是以人为本，远程教育的发展也要从人的发展出发，以远程教育学习者为中心，慎重选择、应用主媒体，以适应学习者的实际。

　　 兰迪·加里森曾指出：“当远程教育工作者将注意力过分集中在技术上，以至于对新技术到了迷恋的程度，就会出现抛弃教育观的内在危险”。[11]这种过分迷恋新技术的倾向已经在我国发生，在有的院校中还十分突出，明显偏离了远程教育的科学发展观。

　　 远程教育发展以人为本，就是以教育的主体为本，要以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为中心。前面谈到媒体是连接教师的教与学生学习的桥梁，体现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在内容确定以后，它主要体现在远程教育媒体的选择应用方面。

　　 远程教育媒体的开发应用，不仅要坚持以人为本，而且要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所谓全面协调就是要认识到远程教育是一个过程，是由传者（教育者）、媒体通道、受者与环境构成的信息传播系统，构成系统的各要素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任何一个要素的变化都会影响到其他要素，并影响信息传播过程的协调与稳定，从而影响远程教育的质量。特别是媒体形态的变化，不仅影响其自身的发展，还会使整个系统发生根本性变化，包括对传者、受者和环境产生不可抗拒的影响。因此，远程教育的主体性媒体应当保持相对的稳定性，这样才能保持远程教育过程的各要素的可持续的协调发展。而当一种新的媒体出现以后，就否定原先的主体性媒体，而以新的媒体代替原有媒体的做法是不可取的，会破坏远程教育过程中的各要素，包括多种媒体之间的协调性，失去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条件。我国的广播电视大学就是在以电视媒体取代印刷媒体——函授的前提下产生的。经过10多年的实践，还是证明印刷媒体为主体的特征是不可否定的。因为媒体的变动，不仅改变了媒体的运行状态，而且直接影响到教育者（教师、媒体设计师及制作人员）的运作，也影响学习者使用媒体的习惯与诸多条件。在函授转变为广播电视的时候，由于是匆促上阵，人们只是对函授教育比较熟悉，于是电视几乎成了印刷媒体的复制品，只是通过教师照本宣科，造成课堂搬家的局面，然后逐渐总结经验，才有了中央广播电视大学进行的教材整体改革——电大进行一体化教材改革的试验，强调印刷媒体、电视和其他媒体按一定规律组合的远程教育一体化教学材料的设计。这种经验的获取是有代价的，可是，这种试验应当说还刚起步，教育领域又刮起了网络教育风，虽然“网络教育”的概念与内容并没有搞清楚。像这样下去，远程教育怎能协调持续发展呢？

　　 英国开放大学的实践已充分证明，优化多种媒体组合，开发远程教育教与学的材料，是远程教育协调持续发展的基础。从中央电大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远距离教育工艺学引论》可见，英国开放大学从其起步就坚持了课程组运作设计，以印刷媒体为主的多种媒体互补的教与学的材料开发运用，促进了远程教育的健康发展。英国开放大学副校长琳达·琼斯在2003世界开放大学校长会议上介绍说，“以前的学习材料包括课本、出版物、录音带、广播和电视节目”及学校提供的“家庭实验工具”等。[12] 同时她在介绍了英国开放大学网络新技术应用情况以后再次强调：“我们不能强求每个人用同一种方式学习”；课本和其他印刷品仍会对学生今后的学习起到重要作用。她还介绍说：“开放大学高质量的教材处于同类教材的领先地位，被广泛地应用于其他大学”，“开放大学在2003年最新的分析报告中综合教学质量排在第5位，高于牛津大学的排名”[13]。

　　 英国开放大学成绩的取得除了坚持以上理念的实践以外，开展综合性教学研究也是不可或缺的。而在我国，中央电大近年来虽也坚持多种媒体组合的一体化教材的实践，但在理论研究上还缺乏活力。这种实践与研究两张皮的现象应当改变。专门的远程教育机构的研究者，应当彻底从技术中摆脱出来，坚持科学发展观，加强多种媒体优化组合研究的力度、追求研究深度，不断总结研究我国一体化教材（含互联网）建设实践的经验。找出规律，定会创造出自己的理论，从而引领远程教育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2] 罗伯特·M·加涅，张杰夫主译. 教育技术学基础[M].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2.

[3] [4] 尼古拉斯·巴任著，於丹·李振译. 透视信息高速公路革命[M]. 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

[5] [美]埃琴·戴森著，胡壮举，范海燕等译. 2001版数字化时代的生活设计[M]. 海口：海南出版，1998.

[6][英]约翰·丹尼尔，刘黛琳译. 技术运用与远程教育[J]. 中国远程教育，2002，（8）

[7][9][加]托尼·贝茨. 网上学习：教学策略与技术应用[J]. 中国远程教育，2004，（7）

[8] [美]罗杰·菲德勒著，明安香译. 媒介形态变化：认识新媒介[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

[10][11] 德斯蒙德·基更，丁新等译. 远距离教育理论原理[M]. 北京：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99.

[12][13] 创作与合作——2003世界开放大学校长会议文集[M]. 上海：高教电子音像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