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每一个77级大学生都有自己独特的高考故事，每一个高考故事集合起来，构成了中国教育史上春天的故事。

　　1977年的高考是制造千千万万个故事的大舞台，虽然高考带给每个77级大学生的喜悦大体相似，但每个故事的戏剧性、曲折性或许都与众不同。

　　一、上山下乡  艰苦磨难

　　77级大学生高考故事各不相同，主要是由于此前每个人的经历和生存状态千差万别所导致。

　　我的祖籍是福建省惠安县峰尾镇（现属泉港区）。父母亲于1957年从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到福建省龙岩县（现改为龙岩市新罗区）任教。我于1959年9月出生，上中小学的10年正好是“文革”的10年。当时的教育虽然不很正规，但学习成绩多数情况下都是全优。至今我还保存着自己从小班到大班各学期的《幼儿生活报告表》和一些中学时期的成绩单，以及一些“五好学生奖状”。记得上高中时，“开门办学”，每个学期都有学工、支农或学医的安排，文化课却很少上。我在班上的外号为“秀才”，印象特别深的是有一个学期到“一七四医院”学医，人手一本《赤脚医生手册》，还要实习扎针等，最后考试我也得了个全班第一。

　　1976年6月，我高中毕业。当时规定一个家庭可以有一个孩子留城工作。我们家有四个兄弟，作为长子，我义不容辞地上山下乡，到福建省龙岩县江山公社铜砵大队耕山队务农。说来江山公社其实离龙岩城不远，大概只有50里地，但却是一个非常“山”的公社，全公社15个大队中，只有4个大队通公路。

　　耕山队的农民都住在各自的家中，我被安排住进耕山队的一座两层楼的楼房，但却是一座“牛棚”，楼下两间真的关着水牛，楼上两间可以住人，楼板是木版的，可以说与牛很亲近地生活着。刚开始楼上只有我一个人住着一间，也没有电。到半年多以后另外来了一位知青，才接上电线。

　　衡量生命的价值不仅在其长度，而且还在其宽度与深度。我前后只当了1年零9个月的知青，比起许多老三届，我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时间算较短的，但在农村这个广阔天地摸爬滚打，知青生活的各种艰苦我也都经历过。插秧、割稻、耘田、砍柴等各种农活，甚至连打石头、点炸药都干过。

　　相信很少有知青干过点炸药的事。1976年9月，全公社抽调劳力到村美大队修水电站，我们几个知青跟着一个师傅做修路和养路的工作。修路要清除一些大石头，需将其炸开再搬除。当抡磅锤打完炮眼之后，便装填炸药。为了节省导火索，往往只留基本够长的导火索，因此点炸药是一个危险并考验人胆量的活儿，几个知青中只有我点过炸药。还有一次，我们在一块巨石下挖开泥土，我最后一个刚离开，那巨石便滚落下来，过后想想还有点后怕，只要稍迟一步，今天就不会有坐在这里写文章的我，您也不会看到现在这篇文章了。

　　修水电站是较危险的一段生活，不过，我觉得并不是最苦的活，最苦的还是夏天“双抢”，即南方抢收抢种双季稻。烈日当头，上午下午都要在有蚂蝗的水田里弯腰割稻子各5个小时，之后还要从田里挑满满的两箩筐的谷子回队里，对我这瘦高个而言感觉特别辛苦。当时我对“幸福”二字有一个再简单不过的理解：“什么叫幸福？只要夏天不用割稻子就是幸福！”

　　不过，我也干过一些比较“幸福”的活，比如有一次安排我去晒谷子。还有，农闲的时候，放牛、守护瓜田、“看水”等等。所谓“看水”，即守住山间水渠，尤其是水渠分支处，确保不被其他生产队的人将渠道挖开引走渠水。这些活很轻松，但要耐得住寂寞。因为在方圆几里内没有人烟的山上，就你独自一人，要过上整整一天或者一夜，最多只有水牛做伴。这类活却很适合我，只是这样的机会并不很多。我印象最深的是，有几天我连续做“看水”的工，在万籁俱静的山沟里，将手头一本伏尼契的《牛虻》连续看了六遍，我觉得《牛虻》实在是一本写得很好、值得精读的书。

　　上山下乡的那段日子，虽然生活艰苦，但并没有泯灭对知识的渴求，爱好文学和美术的我在工余仍坚持看书。晚上在孤楼上就着一灯如豆的光线看书的情形，至今仍历历在目。当时我们家住在母亲任教的中学，可以比一般人更方便到学校图书馆去借一些文革前出版的书。我每一两个月回家一趟，总会换上好几本文学类为主的书籍，周而复始。

　　到1977年，耕山队又来了几位知青，以及一两个下放干部，生活变得热闹起来。工余时间大家都在打牌或猜拳喝酒、抽烟聊天，我一个人独自看书显得很另类，不时可以听到“不要关在屋里做书呆子”之类的闲言。我想，如果靠推荐上大学或招工，“不合群”的我大概很难跟人比，但是若比试知识水准，自己肯定有优势。有时在山脚下的水田中割稻或插秧，抬起头出神地眺望着天际远处，看着那天尽头的蓝与地角边的绿相结合的地方，想想周遭平淡的一切，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将自己的长处发挥出来……

　　二、1977，两次高考

　　1977年9月，农忙季节过后，我在读俄罗斯作家阿克萨柯夫《学生时代》一书时，在读书笔记中抄录了这句话：“一个从未受过中学和大学教育的人是一个有缺憾的人，他的生活是不完全的，他缺乏了一种他必须在青年时感觉到的、否则就永远感觉不到的经验。”从形式上说，我是受过中学教育了，可我的大学在哪里？上大学会不会永远是一个虚无缥缈的梦？

　　也就是在这时，开始听到要恢复高考的传闻，只是开始并没太在意。之后，传闻越来越多，10月12日国务院批准恢复高考，10月21日通过报纸和电台正式向社会发布。到这时，大家才确信这下高考是真的要恢复了。于是我们队里的知青都回到城里复习备考。

　　福建省招生委员会在《福建日报》公布招生简章是11月5日，考试时间是12月16、17日。临近考期只有40天，但所有报名的人都意气风发，纷纷回各自中学开设的高考辅导班复习，分秒必争。大家都有一种兴奋、好奇、期待、憧憬的心理。经历过11年的中断，谁都不知道真正的高考会是什么样。虽然大家明白各高校招生人数不多，但没有人知道确实的招生名额，谁都觉得自己有可能考上，谁都觉得自己不见得能考上。

　　和当时绝大多数人一样，我也是抱着“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的心情走进考场的。不过，我的高考故事特别之处在于，我是参加过两次高考的77级大学生。一次是1977年11月举行的艺术类高考，一次是12月正式的高考。

　　除了素描写生等专业考试外，与现在艺术类考生的文化科目考试是参加普通高考不同，当时艺术类考试的文化科目是单独举行的。我至今仍记得，文化科考试主要是写一篇作文，题目与画画有关。我的作文以鲁迅的一句诗“愿乞画家新意匠，只研朱墨作春山”为结尾，用在那篇与绘画有关的作文中十分贴切，一定很受评卷教师欣赏。当时，龙岩地区共有300多人参加了美术招考，而福建师大的美术专业只招2人。我的文化成绩第一，美术专业成绩进入前四名（没有具体排名），但在四选二时，没有找任何关系的我最终却没被录取。于是马上接着迎接正式的高考。

　　通常报考艺术类的考生文化科成绩较不理想，即使马上参加正式高考也很难考上大学。在77级大学生中，相信像我这样参加过两次高考的人在全国都很少。这是我的高考故事的一点独特之处。

　　我的父母亲都是中文教师，觉得学文科太容易受政治运动冲击，掌握技术才有用，特别是母亲一直希望中学各科全优的我能读理科，最好能学医。而我想读文科，双方一直讨论争辩着。起初，我按母亲的意思备考理化。但很长一段时期满脑子都被文学和艺术所占据以后，现在一看到数字啦、代号啦、公式啦，以及什么定律、光、角等等，就感到头疼。最后我跟母亲说，报理科我不一定能考上，报文科则很可能考上，于是母亲只好让步，我转为备考史地，这时离报考只有五天。我填报名表的日期是1977年11月17日，离高考时间12月16日正好一个月。

　　在临考前一段时间，大多数准备高考的考生和家长都有一种兴奋莫名的情绪，全民都在议论恢复高考这件事，整个社会的神经都被高考所牵动，到处洋溢着高考的气息。每个中学都为自己的各届毕业生辅导备考，每一场辅导课都挤满了听众，每一个精于辅导的老师都十分受人尊敬，每一个善于答题（尤其是数学题）的备考者都受到人们的钦佩。通过复习备考，大多数人都增加了许多文化知识，尤其是“文革”中没学过的历史和地理知识。

　　那年福建省的语文高考有一题是默写毛泽东词《蝶恋花?答李淑一》，更重要的就作文了。福建省的作文题为写《大庆见闻一则》读后感。这篇见闻是写1965年一位记者到大庆深入生活时，与铁人（王进喜）一起到家属基地托儿所时的所见和感想，从小事情中看出铁人的高大形象。我的作文起了一个《于细微处见精神》的题目，具体内容已记不起来了，但我还记得我在其中写了一句“一滴水可以反映出太阳的光辉”，这也是我作文中的一个亮点。1977年高考是由各省命题，各个地区分别组织评卷，后来我听说，有篇被语文评卷组作为评分参考范文的作文，大概就是我的作文。当年福建省作文分数占文科语文100分中的70分，理科占到90分，写好作文对语文成绩有决定性作用。多年之后，我看到印出来的当年福建省一位考生作文，题目取自《大庆见闻一则》中的一句话，《“这才是英雄咧”》。窃以为我的作文题目要比这篇范文题目起得更好。

　　我在下乡时期常写一些随想录或文学素材，一般没有记下日期，但有一条随想录为：“成败在此一举 77.12.17.”这是我考完当天的文字记录。确实，这次高考对我来说太重要了，成败具有天壤之别。所幸，1978年1月，我进入参加体检的考生名单。

　　体检过后，我感到情况发生了变化：过去是考虑万一考上了怎么办，现在则是万一落选了怎么办？因为有好长一段时间处于亢奋的学习状态，或者成天在议论高考，若没考上，又要回到农村去干活，想想肯定有一批考上的人同时间将坐在大学教室中听课，自己在农村的生活或再度复习备考将变得对比很强烈而不是滋味。

　　1977年外省高校在福建省招生学校和专业非常少，文史学科只有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在福建的几个招生名额，福建省招收文科的高校也只有厦门大学和福建师范大学。每个考生可以填三个志愿，因为兴趣文学，我的志愿也只在文史两个学科中选择，第一、第二志愿分别是福建师大的中文系和历史系，第三志愿是厦大的汉语言文学。在当时，如果能考上福建师大，对我这样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来说，就是天大的好事了，首要的是能考上来，上什么大学在其次。不敢企望北大、复旦或厦大，将厦大放在第三志愿，是不想让志愿栏的第三格空着。当时如果有师专招生计划，我大概就会在第三志愿中填上师专。我的大弟弟刘海平也报考文科，虽然学习成绩略不如我，但因为他照顾留城，相对不担心考不上，因此志愿刚好跟我倒过来，第一、二志愿就敢报厦门大学中文系和历史系，第三志愿才是福建师大中文系。

　　按规定，77年高考与文革前一样是不公布分数的。但后来经过打听，我知道自己的高考成绩是：政治85分，语文87分，数学62.8分，史地67.3分，总分302.1分，这成绩在1977年算是相当高的，在同龄人中更是很高的。现在我知道当年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一九七七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中有这样的规定：“录取学生时要优先保证重点院校。”估计是考虑年龄分数比偏高，且在是否服从统一分配栏中，填了“服从分配”四个字的缘故（当时绝少人敢不填这四个字），结果我被录取到原来自己都不敢奢望的厦门大学。虽然进的是没填志愿的厦大历史系（当时对学历史没有多少兴趣），但还是大喜过望。至今我对厦门大学录取我仍感激在心。

　　录取的大学比自己填报的第一志愿更理想，这是我的高考故事另一点独特性。

　　三、研究高考  结缘一生

　　考上大学，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生的重大转折，尤其是对我们这些上山下乡的知青而言，更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好似鱼跃龙门。对我的家庭来说，也是扬眉吐气的一件喜事。

　　我母亲是福建省永定县“文革”前第一位女大学生，但因家庭成分较高，在中学工作中总是受压，政治上可以说始终处于社会的最底层。父亲的家庭出身“工商业”也“不好”，刚开始在龙岩师范任教，1958年是创办龙岩师专（现龙岩学院）时最早调任到位的教师，尽管在写作和书法等方面很有才气，但“文革”开始时与其他两位作家一起被打成龙岩的“三家村”，也是长期不得志。我是父母工作单位中1977年唯一考上重点大学的教师子女，随后我弟弟也被录取进为扩招77级而匆忙复办的龙岩师专，可以想见为他们带来多大的安慰。

　　到厦门大学读书以后，一切便变得顺理成章。久处知识饥渴状态的77级大学生都有一种强烈的求知欲，看到过去无法借到的书籍，就像饿虎扑食般地享受知识盛宴。同学们都明白命运之神对77级大学生格外的眷顾，历史给了我们非常好的机遇，因而报效国家的使命感也特别强烈。

　　我的高考故事并没有在上大学后就结束。绝大多数77级大学生只与高考结缘一次，我却将与高考结缘一世。只是1977年我的高考故事是参加高考的故事，后来的高考故事则是研究高考的故事。

　　本科毕业，我直接考上厦门大学历史系的研究生，在此期间，经常认真查阅和研读《新华字典》，精读或背诵许多古代诗文，尽力弥补中小学时期的知识欠缺。1984年硕士毕业，我到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任教。从那时起，我便开始研究中国古代的“高考”——科举考试，继而又研究高考制度。

　　这些年来，我发表了40余篇研究高考的系列论文，其中最主要的是与取消或废止高考派学者作辩论，旗帜鲜明地主张中国应该坚持实行高考。有时这种辩驳还唇枪舌剑、针锋相对，具有故事性。

　　多年来，许多人对高考有各种误解，看到片面应试的一些消极现象，总是将其归罪于高考。面对许多批判高考的声音，自己感觉经常要“舌战群儒”，一波刚平，一波又起。回过头来想想，自己做的其实主要是澄清对高考制度的误解，帮助或促使一些论者理性认识高考、了解高考改革的复杂性而已。这有点像灭火，一处燃起了一把盲目批判高考的大火，我发表一篇指出其硬伤或空想之处的文章之后便熄灭了。可过不久另外一家报刊又发表一篇对高考义愤填膺的讨伐文章或报告文学，于是再次应战，去澄清事实，辨明道理。

　　同时，我还承接许多高考研究课题，特别是作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高校招生考试制度改革的理论与实践研究”的首席专家，还带领一个团队在研究高考，将来我还会长期研究高考，可以说与高考结下了不解之缘。有一些77级大学毕业生长期在从事高考实际管理工作和命题改进工作，但如果就中国学术界理论界而言，大概我是与高考关系最密切的学者之一了。研究高考改革这样重要而复杂的任务，历史地落到了我这位77级大学生的肩上。这让我想起了中国科举史上最后一榜进士，1904年末科进士中有4人后来出版过回忆或研究科举的著作。

　　在恢复高考30年之际，许多77级大学毕业生沉浸在对当年高考的回忆当中，回顾壮怀激烈的高考场面，或写一篇关于自己的高考故事。而作为一个与高考关系特别深厚的学者，我不仅讲述我的高考，关注你的高考，还研究中国的高考；不仅回顾高考的过去，探讨高考的现在，还展望高考的未来，并与大家共同书写跨越时空的高考故事。

　　我对77年高考主要不是个人怀旧和感慨，更多的是全景扫描和历史复原，例如关于“动用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用纸印制试卷”的说法辨析，关于恢复高考意义的学术探讨等等，并理性研究高考改革。除本文外，我还会发表10余篇关于恢复高考和高考改革的文章，并通过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主编出版有史以来第一套《高考改革研究丛书》，共8本，由我自己的著作和历年指导通过答辩的高考研究博士论文为基础构成，这算是我这位77级大学生为纪念恢复高考30周年献上的一份厚礼。

　　许多事物深埋在岁月中便成了尘土，有的事物深埋在岁月中却成了琥珀。1977年恢复高考，不仅是我个人命运的转折点，而且成为一个国家与时代的拐点。它是一段值得珍藏的历史，是一种历久弥新的记忆，是一个永留史册的传奇。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历史不一定会记得77级具体个人的功名与成就，但一定会记得“新三级学人”整个群体的命运与作为；历史不见得会记得每一年的高考，但永远会记得77年的高考。

　　（刘海峰，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