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今天的大学知识分子文化语境已经不同于往昔，尤其是文化的差异与对话，以及经济全球化可能带来的心理失衡和新的价值选择，都使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读与思、写与言、文化传承、理解与参与的方式，甚至价值判断的尺度等都发生了相当的变化。这种变化的深层原因是全球化与本土化问题。

　　一、全球化问题思考中的精神价值失重

　　知识分子是这个时代存在的一批活跃因子，知识分子思考的对象是这个时代群体中问题的一部分。知识分子是问题的提出者，他要对时代不断提出问题、反省问题，把怀疑和追问放在优先的地位。

　　在我看来，真正的知识分子应该在“形而中”、“形而上”、“形而下”三个层面对社会现实加以关注。就“形而中”层面而言，知识分子强调一切文化制度社会都与人的欲望有关，讨论各种欲望及其压抑和敞开问题就触及到人的全面发展、片面发展、片断性异化，社会制度、社会公正以及社会发展方向是否正确，人类远景是否辉煌，人们日常生活的价值，人与人之间的新型关系、人与社会的生态学联系形态等问题。进入“形而上”层面，将引发关于死亡的看法以及此岸彼岸的宗教问题的思考，对理性的设限和对禁忌的设立，以及关于生命终极意义问题的追问等问题。进入“形而下”层面，则关注社会边缘群体、社会底层处境的思考等。

　　在全球化语境中，当代知识分子的应答有时候是乏力的。面对诸多相互缠绕的问题，人文知识分子的反思能力和深度正在降低，学术含金量正在减弱，出现了一些新的学风问题和生存方式的变化。诸如：心态浮躁，功名心强；门户之见，重学术背后的利益关系；近亲繁殖，论资排辈；学术空疏，不愿意做精深的研究，热衷于在各地不断地组织各种会议，以此形成自己的学术关系网络圈层。

　　应该说，知识分子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是对世界进程和人类前景的思考者，也是用心灵去对当代网络般复杂问题进行真诚探索的写作者，而不是那种热闹地在各种会议中不断出风头、拉人选、争夺权力，在不同的评比上获取显赫名声的人，更不是那种热衷于经济、大赚其财，夸夸其谈、下海捞钱的那种知识文化人。中国知识分子有着几千年的自我身份和精神坐标，不应该在经济大潮中将这种文化倩神身份的意义放逐。

　　世俗化倾向使学术出现了平面化倾向。面对大众文化的兴起，一部分学者注意日常生活，但是在拥抱日常生活、颂扬日常生活时恰恰过多地看到日常生活的合法性，而没有注意到西美尔、海德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日常生活中人云亦云状态的批判，以及对日常生活的那种无所驻心的、缺乏反思性的、当下即得的存在状态的批判。有的知识分子开始忘掉原来对日常生活的反省和批判，而对日常生活和世俗化加以真切的贴近，这使得知识层文化阐释和文化批判功能衰减，现实的利益驱动代替了真正的价值判断。

　　作为文化创造和传播主体的知识分子，在大学教育再生产中同样存在不少的间题。“五四”一代知识分子除了自己思想的超前和广泛接纳欧风美雨的民主启蒙思想以外，难能可贵的是，作为当时教育总长的蔡元培先生能把知识分于个体性思考的成果集中推行到整个教育制度上，将思想成果体制化。而今天有些学者的边缘立场使得他们和教育制度离得很远，他们无兴趣、无心情也不愿意把自己的思想成果普遍化，因此就出现了一方面是教育问题成堆，教材问题成堆，大学教育学位制度问题成堆；另一方面是教授思想原创性正在消失，人们热衷于一次又一次的评奖，热衷于反复填表格。独立的思考不见了，独立的思想转化为中国思想深层次的东西不见了，独立的能够传播出去变成民众的思想同样不多见了。思想和大众文化消费脱节，就像科研与成果的转化脱节一样，人文科研成果就只能束之高阁，变成了文人沙龙里的独白。这无疑是今天的理论思想生产者和大众脱节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