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东方网3月29日消息:3月22日，新华论坛上贴了一封从北大校园网站上转载的北大物理学院电动力学主讲教师俞允强写给物理学院教学副院长和主管北大教学的副校长的信。

　　今年2月底，北大物理学院期末考试，作为电动力学授课老师的俞允强发现：考试的125份考卷中，若按常规评定，不及格的占到近30%，比学校学生守则中的规定高出两倍半以上。为避免对教学秩序产生过大冲击，他最后定了23份不及格。俞允强在信中说，这绝不是偶然的个例，“我从自己的教学经历中感到，这种局面是从90年代初起逐渐恶化的。我感觉至少有10年了，学生的学习效果在‘稳步地’下降……”

学生答卷足以让老教授吐血

　　“为什么要写这封信？”这位已经有43年教龄的老教授面对笔者的提问时，显得有些许无奈，他说他是带着“失望”的心情写这封信的。他告诉笔者：他现在写这封信，并不是因为今年的现象特别严重，去年也有类似情况，甚至近10年来许多课几乎都存在这种现象。

　　老教授说，从这次考试看，学生最终对电动力学掌握情况之糟很惊人。只看第一道elementary的题目就很触目惊心。全题16分，125人的平均得分仅为9分左右。在学完电动力学后，对于线性介质中的Maxwell方程对磁铁不适用这样的常识竟有近一半人不知道！他痛心地说：“这局面足以让老师吐血！”而这种现象在大学校园很普遍。

　　俞允强写这封信的目的只是出于一种强烈的责任心，“现在学校的目标是要成为世界一流大学，而学生学习状况的‘稳步’下降与学校水平上升为一流是格格不入的。这才是我耿耿于怀的问题。”

教师无奈当“好心人”

　　俞允强老师说前几年他曾做过统计，估计总有10%的学生经常不来听课，大面积不及格随时都有可能出现。尤其这半年正值TOEFL和GRE考试，大量同学的主要精力完全不在正课学习上。对于今年这样的局面他一点儿也不意外。

　　笔者带着俞允强老师提出的疑问采访了一些高校的老师。“深有同感，又无能为力”是老师们说得最多的话。

　　合肥科技大学的一位师从于俞允强教授的教师，看到他在网上发表的信后，打电话给俞老师，表达了“心有戚戚焉”的感慨。他拿出10年前的考卷和今年的考卷相比后发现：试题越来越容易，不及格的人数却越来越多。老师为了不让学生难堪，都会加分或降低难度来“迎合学生的实际情况”。

　　一位在大学任教的鲍老师告诉笔者，这样做其实也很无奈，因为教师夹在学校与学生之间是两头为难。他说，大面积的不及格在高校中被称为“事故”。一旦发生了“事故”，学校领导会找老师协商，不然就会有“小鞋”穿。而要避免“事故”的发生，就要相应地掌握“平衡”的原则，也就是约定俗成地将大部分人的成绩控制在65分到75分之间，不及格人数与高分人数差不多。

　　鲍老师说，他的经验就是在评卷时，只需改好、中、差各2份共6份卷就知道哪些题该松些，哪些题该紧些，全班平均是个什么分数，这样就可以避免明显“犯规”的情况出现。

　　可对于老师的“好心”，学生却不见得领情。“分数并不重要，如果你不想考研的话，60分和90分是一样的。”学哥学姐们如此传授给下一届。在天津某高校就曾出现过，《概率论》考试，全班大部分人卷面不及格，但分数出来时，全班又全部通过及格线的闹剧。

教材老化、教育模式陈旧是“矛盾催化剂”

　　采访过程中，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无一例外地将造成目前的状况归结为教材老化和“填鸭式”的教学模式。

　　据了解，目前学校多数沿用老教材，虽然有所改进，但实用性与针对性并不强。尤其是一些更新速度很快的专业课教材更是无法满足学生的要求。北京理工大学一位学计算机的学生抱怨：“现在的计算机知识更新的速度特别快，可我们现在还在学C语言、FORTURN这些早就过时的课程，一点意义都没有。”

　　清华大学教授刘西拉去年曾做过的一次调查显示：53%的学生对整个教学环节认为“不满意”和“很不满意”；79%的学生认为在大学苦读几年后，“能学到一点点”和“根本学不到”有用东西。在课程设置方面，认为专业课设置合理的只有8%，认为“选修课不合理”的学生比例达72%；尤其是在“整体教学效果”和引起学生“对该课程的兴趣”方面评价普遍不高。

　　当校园里“供需”发生矛盾时，身处高校的老师率先嗅到这一气息。俞允强说，他曾多次和校领导进行交流，虽然大家都有共识，但并未引起有关领导的重视。上海师范大学校长杨德广将此归结为目前这些重点院校把兴奋点放在与一般高校、民办高校争夺生源上，这必然削弱对科研的投入，从而降低学术水平和办学水准。杨德广对此毫不讳言：这是一种没有出息的做法！

心理浮躁与体制僵化是“矛盾制造者”

　　黄先生从某重点高校投资专业毕业，他直截了当地告诉笔者：“目前本科生的水准与国外的学生不在同一条起跑线上。”老师平时采取的都是类似高中的“填鸭式”教学，重在普及专业基础知识，而非引导培养学生的研究能力，互动性极差，甚至这种灌输性比高中还有过之无不及！学生毕业时根本就不具备独立研究课题的能力，“老师说面包渣是面包渣，绝不会有人问面包渣是不是面包。”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道”即知识结构，“业”乃知识内容，“惑”才是疑难问题。因此应该教给学生完整的知识结构才能达到知识的融会贯通。但目前我们的教育尚处在授业、解惑的地步。

　　鲍老师给笔者上了一堂课：由于老教材大多都是上世纪80年代编的，适用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计划经济体制，那时培养人才的目标极其明确：到工厂里当技术人员成为“一颗螺丝钉”，不需要学生知道“为什么和怎么样”，所以它所教授给学生的是一个个的知识点，犹如一颗颗晶莹剔透的珍珠，却始终不能成为项链；但现在我们处在市场经济、知识爆炸的时代，学生不仅需要了解这是什么，还要知道“为什么和怎么样”，他们迫切需要掌握的是完整的知识结构和对事物宏观的把握能力，也就是说他们需要的是一根完整的“项链”。但现在教育界却面临教师队伍中出现“断层”：“文革”前毕业的教师大都到了退休年龄，而年轻教师普遍缺乏实践经验，如何将珍珠穿成项链成为我们遇到的最大难题。

　　不少网友还认为：当我们一味地责备老师时，也不能不看到目前社会上的浮躁心理对学生的影响：重学历轻学识的现象日益严重。

　　一位厦门大学的本科毕业生的话代表了大多数学生的想法：“真正有多少在大学里学到的知识是有用的？”他认为：学生在校园里与其钻研业务不如参加各项活动，提高自己的综合能力；毕业时用人单位看的往往不是学习成绩而是工作能力，像有些学生在学校里当干部或热心于社团工作不就是赚点儿“政治资本”吗？甚至在高校里还发生过学生为创业而退学的现象。在他们的眼中，学生在学校里呆4年就是为了镀上一层金。

　　除了参加社会活动培养能力外，学生一进大学就积极地投身于计算机等级、TOEFL、GRE考试，或是上课时挑选一些对自己将来择业有用的课程学习。北京外国语大学大四的王群告诉笔者：“现在的大学生都比较实用，一些要死记硬背的条条框框的考试，我们不愿意浪费时间，特别是一些公共课。”

　　在学校教课的鲍老师经常和学生聊天，他认为：学生希望的是，在学校用最短的时间掌握最多的知识，快餐文化在校园中蔓延，各种各样的辅导班远比专业课受重视。教材的老化只是表面现象，最重要的是学生强烈的求知欲望与教师仍习惯于一点一滴的零散知识的灌输方式发生了碰撞，甚至产生了背离，自然表现在学生与老师矛盾的日渐突出。

　　当然，矛盾是无处不在的，它的存在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大家的漠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