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懦夫吗?”
自从1999年进入淮北煤炭师范学院教育系读书,刘侠风常常这样问自己。
眼看就要毕业了,现在他可以骄傲地回答:不是。虽然今年就业形势吃紧,但他还是凭自己的实力在当地的报纸找到了一份编辑工作。
从大学一年级开始,刘侠风就在为自己的记者梦搭桥。那年,他写了50多篇文章,只发出来两篇。凭借这两篇稿子,他在当地报纸得到一份兼职学习机会。没有薪水,没有名分,他在报社一干就是两年。还要兼顾学习,辛苦可想而知。
两年间200多篇见报稿,是最好的成绩单。今天,刘侠风可以毫不自卑地与名校新闻系学生竞争:“尽管他们出自名校,可能力不一定有我这个半路出家的‘和尚’强。”
刘侠风赢得了同学们的尊重。在淮北煤炭师范学院,他的经历成了一个传奇。
每所“一般院校”,都有几个自己的传奇学生。
王凯是北京物资学院的传奇。这个来自云南的学生1999年走进大学校门的时候,成绩是班里的倒数第一名,但如今他是该校最抢手的学生,许多单位都争着要他。
大学三年半,王凯只回过两次家。他忙着汲取各方面的知识。很多周末,他都早早起床,坐公交车从位于京城东部的学校赶到西边的新东方学校,去听免费的讲座。这个物流管理专业的学生,泡在计算机房的时间甚至多于专业课学习时间。
翻开王凯的求职简历,参加社会实践活动的内容就写满了一整页纸。
程京是如今已经消失的上海铁道学院的毕业生。1998年,他在美国率领一个小组,研制出便携式微缩芯片实验室样机,被美国《科学》杂志评为当年的世界10大科技突破,而今是我国生物芯片领域的学科带头人。
“出身”差一点也有好处。一位从事环保的海归学者对记者说:“我们不是出自名校,所以没有必须成功的压力。我们尽力而为。”
虽然受学校名气的拖累,这些出自“一般院校”的优秀生在谋职时也大都遭遇过歧视,但愿意接收他们的单位仍然排着长队。他们有资本对歧视者说“不”。
今年夏天,中国社会调查所公布了一项对北京、上海、广州、武汉、长沙、深圳、沈阳、天津、重庆等地的考生和家长的问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家长中“名校情结”比较严重的占79%,持有这种观念的学生占67%。
高校扩招,一方面为更多的人提供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同时也引发了更加激烈的就业竞争。就业竞争对“名校情结”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许多用人单位把名校文凭看作录用人才的首要条件。一家企业的老总直言不讳地表示,他选人的第一标准就是“牌子”,因为这样可以降低许多风险成本。毕竟名牌学校经过多年积累形成了自己的信用,学生的功底相对深厚,视野也比较开阔。许多用人单位因为对“一般院校”不太了解,所以不敢轻易尝试。
他们这样做有他们的道理。但是,也有一些知名企业不看重出身,有的甚至还“歧视”名校。他们担心名校的毕业生不稳定,只是把他们作为跳板。
由几位清华大学学生创办起来的著名的北京澳柯玛视美乐有限公司,虽然自己出身名校,却从不迷信名校。他们不止一次在高校宣扬自己的用人之道:“学校的知名度和学历的高低并不重要。对我们而言,合适的就是最好的。”
这样的用人单位当然还是极少数。对大多数“一般院校”学生而言,找工作时撞几回“南墙”还在所难免。王凯平和地接受这个现实:“社会并没有合理的评判机制。可我会坚持自己的原则,哪怕撞得头破血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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