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近日，清华大学发布《清华大学关于全面深化教育教学改革的若干意见》，正式启动在教育教学方面的重大改革。改革内容包括试点开设2年期的通识课程，减少必修专业课数量，提高学生转专业自由度，课程成绩从百分制改为等级制，争取国家支持试点自主设置本科专业等。与学生培养改革相呼应的，本科招生也要改革机制，改变过分依赖知识考试的招生录取模式等。

　　在大学改革的方向和目标上，教育界已基本形成共识：即，还大学办学自主权和学生选择权；这同时也就意味着，教育主管部门要首先放权给学校以及学校要放权给学生，比如专业的选择权等，这也是办好一所大学的题中应有之义。

　　长期以来，尽管不少大学在转系、转专业上有明文规定，但在政策设计上却又存在不少问题，比如，不少学校有这样的规定，只有本专业排名前30%的学生才得以获得转专业资格，这样规定的初衷饱受质疑：是方便学生而是限制学生？何况，在逻辑上也说不通：既然本专业学得很好，为何还要转专业？

　　给学生专业的选择权在现代大学是再普通不过的事情。季羡林在其《留德十年》一书中曾经讲述过自己几经辗转，才最终决定自己所学的专业的事。回望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留学生，选择之难，看来更是个大问题：他们选择的标准主要是兴趣，而兴趣又太多。不少人频频换科目，很多人读了好几门专科，甚至博士拿到后弃之不顾再换专业的亦大有人在。

　　较为典型的是语言学家赵元任。1910年赵元任留美时，想学物理，考虑到实业救国，决定学电机。到康奈尔大学报到后，却主修数学，1914年毕业，到哈佛却做哲学研究生，1918年获博士，得到博士后奖学金竟然拒绝，因为对以哲学为毕生事业依然犹豫。1919年回到康奈尔教物理，1920年回中国为罗素做翻译，此后读到高本汉《中国音韵学》，才对语言学感兴趣。这说明，学生根据自身特点和发展志趣自主选择学习和成长路径贯穿教育过程的始终。

　　当然，学生之所以能如此自由地选择，其背后当然离不开学校的大力支持。在《留德十年》这本书中，季羡林也回忆到，曾经很长一段时间，教室里只有他一个学生，使得教授的讲课常常变成两个人的问答。可学校并没有学生数不足而取消这门课。这背后反映的其实是学校真正的以学生为本而不是简单考虑办学成本。一切以学生的需要为出发点——这其实不正是教育的真义吗？

　　当然，给学生选择权不只是限于进入大学后的如何选专业，还包括进入大学前的如何选择大学本身，这涉及的就不仅仅只是大学内部的制度改革，更涉及国家层面的招考制度的改革，更需要顶层设计和试点推进。从这一点看，以清华大学等为代表新一轮教改肩负着突破和立标杆的双重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