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我认为，高校办学自主权的关键问题仍然在“供”、“产”、“销”上。

　　我们知道，1949年之后的国有企业一直是按照包供、包产、包销的模式运行的，这给国有企业带来了长期难以解决的诸多问题，包供、包产、包销使它们几近丧失了生命力。我国的高等学校长期以来也基本上是按类似模式运行的。大学的生源是由政府来确定的(“供”)，招多少、招哪些学生都由政府定；设置哪些专业(“产”，即办什么专业或“生产什么产品”)也都由政府规定，政府“包”了；至于学生毕业后，也是由政府计划部门按计划分配的(“销”)。这种模式也使得高校丧失了活力。因此，有人说，明日的公办大学乃今日之国有企业。但是，高等教育的进一步改革可以使这种预言不成为现实。而且，已有的改革已使原来的包“供”、包“产”、包“销”的格局发生了变化，尤其包“销”的局面已基本改观。然而，也正是在这些方面还有不如人意之处，特别值得注意。

　　其实，大学所最希望获得的自主权已经不在经费支配权、课程设置权、教学计划确立权、人事调配权、基建项目选择权等，最希望获得“经营者”(即办学者)与“消费者”(即求学者)直接对话和作出决定的权力，在“供”、“产”、“销”的问题上让学校与市场直接打通，不必要也不应当有其他权力隔于两者之间。这应当也是一个必然趋势。

　　先说“供"。目前我们的招生工作，从制定招生计划到新生录取的各个环节，基本沿袭了以往几十年的做法。很重要的因素之一，是人们对高校有了很大的自主权后是否能保证公平持有疑义。应当说，以下三点是更为重要的事实：1.相比而言，中国的高校在全社会中对于公平的敏感程度仍然属于最佳之列；2.越是让高校直接面向市场(人才市场、文化市场、科技市场等)，高校对社会公正的责任感会越强；3.市场本身对公平的约束力比某些人所想象的大得多，恰好是“高校很大的自主权”更能容纳公平。

　　再说“产”。工厂生产什么产品，这个问题由政府来决定的奇怪做法虽然必定成为历史，但是对于学校来说却还是现实。大学办什么专业，在这个问题上，学校的自主权也是增大了的，然而，各种各样的限制仍然可以数得出。例如，某种备案制度实则也变成了审批制度；还有数量上限制的那种形而下的做法……倒是研究生专业的设置，大学要自由得多，只要你有条件，经过学术性评审之后，政府无不同意的。不过，研究生的招生限制之严又超过了人们的想象，仍然是典型的计划性质、指令性质，计划一定便不能越雷池一步。

　　最后说“销”。确实在“销”的问题上所迈出的改革步伐是最大的，人们已经变“分配”观念为“就业”观念了。政府包分配这种承受不了的，也不应当由政府来独自承担的压力大大分散了。如今，学校、学生(包括学生家长)都在心态上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们已逐渐把就业看成了自己的事。学校在为自己毕业生的就业率而担忧，学生在为自己毕业后的就业而操心。政府不是不操心了，但它的风险大大化解了，至少，找不到工作再跑到政府门前来静坐就没有多少道理了。

　　还可以说，包分配的打破是高等教育改革的一个重要突破口。既然就业由学校、由学生主要来操劳了，那么，政府还有什么理由对学校开办什么专业作过多的限制，还有什么理由对学生的择校自由、选课自由、转专业自由加以限制。“销”字上的改革有可能促进“供”字上的、“产”字上的改革进一步深入。

　　这样，是政府的作用被否定了吗？全然不是如此，但必须是职能的真正转变。为此，观念需要转变，心态更需要转变。政府不宜于站在由“经营者”和“消费者”这两点连接的线段之间，而应站在线外一点，以便与这两点真正构成一个平面。三点共线远不如不在一条直线上的三点构成的平面稳定。

　　有一些学校在一定程度上是依靠政府投资的。政府不要因此而觉得接受我投资者自主权比例应下降，学校不要因此而觉得自己本不应有那么多自主权，或者认为要也要不到。这种心态如何改变呢？双方产业意识的增强是十分重要的因素，“哪里最优往哪里投”，“哪里效益最好往哪里投”，这样，权力大小与投资额大小便不直接相关。

　　政府既要保护“消费者”利益，又要保护“经营者”利益，但应以保护“消费者”为重。因而，政府真实地将学校信息及时公示，乃一基本职能。信息公示与评估是不同的概念，后者应当主要由民间去做。政府不但没有理由害怕民间评估(更不能因为个别学校害怕而影响政府的心态)，而且应当积极支持。说是民间评估不科学、不准确，如果真的是这样，这种民间评估机构肯定活不了多久，它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而对于准确、科学的渴求不会亚于政府。还是官民结合的好。而且这种结合的结局应是为了人民。人民当家作主，应有实实在在的内容。政府的最重要、最经常的职责之一是真正让大学当家作主，这样才算自己当好了家。

　　政府对高校最好是“依法管理、依意指导、依情扶持”。政府最好持有这样的心态：高校自主权越大，越意味着自己管理的成功；反之，自己手中握有的直接权力越大，导致自己失败的危险越大。历史证明了这一点。

　　“高校办学自主权”是一个世界性课题，它并非中国特有。眼下，这个问题与“全球化”趋势的相关程度日益提高。未来，很可能是影响高等教育健康发展和繁荣的决定因素之一。WTO也在提示这一点。放眼看境外，有的地方做得好，有的国家和地区做得不太好。社会主义的中国可以而应当做得更好，它所信奉的唯物史观与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情势相结合，更能支持我们的这一信念。

(作者张楚廷教授系原湖南师范大学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