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随着“概念经济”的出现，市场力量日益入侵到高等教育领域，高等教育在入学机会、学校转型、学术研究等方面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这些挑战是否会改变大学的文化，危胁大学的根本理念?高等教育是否要向市场力量妥协?大学应该做出怎样的抉择?

　　美国高等教育的全部历史就是一部气势磅礴的变奏曲。19世纪60年代通过的“摩雷尔拨地法（Morrill Act）”实现了美国高等教育的第一次大变革。在二战尾声，“退伍军人法（GI Bill）”生效，大批美国士兵涌入高校，高等教育大众化在美国已成星火燎原之势。时至今日，美国大约有1500万的大学生，这是一个世纪前的60倍，二战后的10多倍。除了入学率的增长，高等教育的研究、公共服务角色也在扩张。世异时移，在市场经济时代，大学的目标、特征及其与社会的关系发生了极大改变。

“概念经济”的出现

　　1998年格林斯潘在华盛顿对高等教育界的领导人发表讲话时指出，随着知识爆炸、技术革命和全球化市场这些市场力量的作用，“概念经济”的出现，一国财富在很大程度上由国民的智力强项、读写能力、创造力和设计创新能力所决定，自然资源和生产能力所占的比重已经变少。而这些市场力量对高质量教育的需求正在“加速度”前进，高等教育的价值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在此背景下，预计超过2/3的高中生会上大学，这个数字比10多年前上涨了60％，同时生源呈现出多样化态势。强烈的学习需要使新的学习“提供者”应运而生——他们当中很多是非传统型和赢利性的大学，他们提供很多全新的学习机会来吸引这些“新学生”。

　　面对挑战美国高等教育应在哪些方面做出选择？其一，如何迅速、公平地扩展入学机会；其二，战略性问题的选择；其三，最核心的一个问题：所做选择的目的是什么，由谁来决定。

扩招：增加入学机会

　　扩招是增加入学机会的最好办法之一，此经验已经被近百年的历史所证明。“概念经济”的来临加速了学习的需求，扩大大学的入学机会成为必然。但是，以什么样的速度扩招、面向谁扩招等，仍然是问题的中心。美国仍有大部分人没有享受到高等教育服务：少数族裔、成人、半工半读的学生、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生，这些人是扩招的首选对象。

　　扩招面对的最大障碍就是美国学校参差不齐的教育质量。一些位于旧城区、低收入家庭聚居的社区的学校教学质量实在令人堪忧，这些学校服务的对象一般是黑人、西班牙裔和其他少数族裔的学生。如果美国要扩招和扩大高等教育的“机会均等”，大学和社会就必须想办法彻底改善学校教育的质量，加强教师教育和学校领导者的教育。

　　扩招面对的第二个障碍是资金问题。穷学校和富学校之间几乎是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在过去20年，学费和生活费用的增长超过了通货膨胀和家庭收入的增加，而对学生的经济援助却没有跟上。2000年，国会通过了大幅提高“佩里资助（Pell Grant）”的法案，资助金额从400美金到3700美金不等。毫无疑问，如果对那些妨碍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生入学的“金钱障碍”认真对待并努力去排除，那么“佩里资助”或其他形式的资助金额肯定会继续上升。

扩招的战略抉择

　　“扩招”这个最大的选择应该由美国人民决定。但在战略挑战这个问题上，则应该首先由校长、校董会、教师、在大学工作的资深人士来决定。有两个异常重要的战略问题是大学必须面对的，由于大学的选择不同，最终结果也会有所不同。

　　其一就是“做什么”的选择，也就是在学科与方向上作出选择。创造出“概念经济”时代的知识爆炸模糊了知识的界限、重新定义知识的界限，甚至使知识的界限发生了范式的转移。20年前，分子生物学在美国校园可谓凤毛麟角。今天，大约90％的生物学家使用分子技术，同时超过一半的该领域工作者自称为分子生物学家。同样，20年前，计算机还处在蹒跚学步阶段，但今天计算机已经成为各领域必备的工具。因此，对生物信息学、虚拟技术、微电子学或其它任何一个边缘学科的投资会逐年提高，这样做的一个结果就是：促使学术界与赢利性的商业世界联系得更紧密。在选择学科专业方向、研究与教学、公司的合伙人和联盟者的过程中，其实也是寻求一条出路把学校的研究与州或当地的经济利益扭成一股。这些选择都是高风险和高回报并存的，这往往依靠教师、管理者和学校董事会的高瞻远瞩。

　　其二是“怎么做”。哥伦比亚大学教师学院院长Art Levine撰文讨论了大学面对挑战的三种选择取向：“砖式”传统大学、“点击式”虚拟大学、“砖式”和“点击式”相结合的大学。在全美3500所高等院校中，大部分是如假包换的“砖式”传统大学，但是绝大多数有网上课程。还有一些大学向“砖式”和“点击式”相结合的大学转型，甚至有一些大学选择“点击式”虚拟大学，如Unext.com 。面对市场力量最保守的反应就是在教室中应用新技术。大部分高等院校已经做到这一点，那些坚持一直这样做的学校会成为新型的“砖式”传统大学。

　　是成为新教学系统的提供者还是消费者；是利用技术来进行远程教学，还是把校园作为学习最基本的场所；是成为赢利性的实体，还是依赖现有的公司结构和文化……这些两难问题是大学必须面对的挑战和选择。

市场力量入侵高等教育

　　最终和最根本的一个问题是：由谁来决定选择什么？谁来决定扩招问题？谁来作出战略性的决定？谁来决定高等教育在新世纪的目标？是教师，是校长和监理人，是校董会，是政策制定者，还是市场？

　　美国高等教育竞争性大，其教育系统鼓励革新和创造，并以能够对社会需要作出最迅速的反应而称雄，学生、公司、政府都有选择的权利。如果哪所大学在市场竞争这个节骨眼上稍不留神，就会被学术对手击败。

　　另一方面，大学的任务和目的、大学的文化和存在理由等问题已经远远超出市场的范围。大学在社会中的作用、学术自由的内涵、大学本科课程的实质、学术标准及其固守的“公平”和“机会均等”等理念，这一切都已经超出市场的底线。而非赢利性大学存在的目的就是提供一个“隔离”市场因素的学位。所以，当美国大学过多地把他们的优势和高效归功于市场经济机制的时候，令人担心的是市场影响力无所不在，而且它正在日益“入侵”高等教育，平衡正在被打破。

　　市场力量过分“入侵”高等教育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体育运动。在橄榄球和男子篮球方面市场力量操纵了一切——从电视收入到鞋子的合同、到NIKE的捐助、再到软包装饮料的特许进入，大学联赛和职业联赛之间的界限已经越来越模糊了。

　　市场力量同样也入侵到学术领域。在一些学校，有关学生的管理和经济援助的问题是由捐助管理人来决定的，而这些人的工作就是监督市场和充分利用所得收入。最终，是由市场来决定谁被录取，因此市场也就决定了大学的任务和目的。所谓僧多粥少，每一个专业的发展都是由市场的利润来决定的，市场力量最张扬的地方就是在医学教育。在过去10年，医学教育的质量和性质、决策者们的战略性选择更多的是被市场所左右，而不是从医学教育发展的长远目标出发。

　　在每一个学科领域，特别是在科学和技术领域的研究计划也在劫难逃。随着人才竞争日益激烈，大学的研究计划也变得更“宏大”和昂贵，需要更多的帮助，因此与赢利机构有更多的“接触面”。大学教师往往身兼两职，一会是大学教授，一会是一家新启动公司的CEO。大多数的药剂公司和整个学术部门锁定了合同，实质上是垄断了学术。

　　这些新关系会改变大学的文化和威胁大学最根本的理念吗？信息的自由和开放的流动是学术环境中最核心的一环，它会向市场力量妥协吗？在这个“知识就是力量”和“知识就是经济价值”的时代，无法剔除市场的影响力，面对挑战，教师、校长、监理人和校董会应做的就是：把握好高校与市场的关系，处理好利益与大学所承担义务的冲突，同时保持大学最根本的理念、任务、目标和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