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可能与学界的"堕落"相关，近来"学术打假"渐成风气，媒体尤乐赞之。最近之最近，"学术打假"又已多表述为"直面学术腐败"，仿佛这"学术腐败"也像其他有些方面的"腐败"那样伴随着权势，敢于"直面"便体现出过人的勇气。其实在学界中生活的人都知道，今日"学术腐败"无论有多么"猖獗"，最多不过处于"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态势，既不敢以此自傲骄人，尤不具对"直面"者的任何威慑。"学术腐败"本不为人所齿及，所谓"直面"者对学界的贡献，在于揭示出一些或已较严重而尚不为人所注意的弊端，惟所体现的更多是"直面"者的识力，而非勇气。

　　同时，也不排除有些人并未揭露弊端，而是借"学术打假"之名对努力于学术建设者吹毛求疵，尤其对较有成绩的学者狠下杀手，所"杀"者又往往不是什么弊端，甚至也不是学术"观点"的争鸣，根本是不涉具体内容的刀下专斩有名之将。这类评论者自己未必从事某方面的研究，却悬空定一标准，然后说某书某文并未达到这一标准，因而属于粗制滥造、问题严重云云，颇类新文化运动时所谓"自立自破"。批评者不讨论立说者研究的具体问题而随意放言高论，若置于所谓"文化评论"或"学术随笔"(学术本不能随意下笔，这个今日颇流行的术语其实指的是学者或学术爱好者所写的随笔，重心是在后者)之列，似尚相宜；若偏要正其名曰"学术"，则这样的"学术打假"，正不啻"制假"。

　　上述两类人其实有着根本的区分，如某位在海外工作的学人据实例一一揭露我们科学界的种种"假冒伪劣"问题，应该说对学界有实际的贡献。但那些喜好"刀下专斩有名之将"者，恐怕就扰乱有余而建树不足。不论此类人动机如何，其所作所为实际破坏了正常的学术批评，且造成一种相当反常的风气。幼时所受的教育中，"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是正面的训规；如今世道变迁，在此类以"学术"为名的评论中，被"打骂"者若不还手还口，便似乎赞同"打骂者"的意见，好像已自动认罪，只待"伏诛"了。与此相类，凡对"学术打假"的具体方方面面稍微"说不"，便似自承有"学术腐败"的嫌疑；理由也很简单，反对"吃西瓜"者，心中当然有"冷病"啦。

　　其实不论古今中外，要在学界立名，即真正获学术同人认可而不是具有某种头衔或得过某层次的奖励，殊非易事。已立名者当然并不因此便享有学术批评的"豁免权"，但我们今日的实际"学情"是肯致力于严肃认真的学术研究者日渐稀少，在此大环境下，对于勤苦用功较有建树的学者，似仍以鼓励为主更好。王先谦曾说：学者"苦志身后之名，后来者当共惜之"。此语甚可思。

　　更重要的是，不论批评对象有名无名，评论者皆不宜泛下空论，而应具体论事论理。比较正常的情形是，批评者在自己从事研究的领域内说话，且最好先以实际作品确立自己的学术地位。根本言之，以研究为主体的学科和以创作为主的科目(比如文学、艺术等)有一大区别，即不必有类似"裁判"的职业评论家存在。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以研究为主体的学术界(下同)出现"会说不会练"的专操评论者，这本身就是一种"假冒伪劣"。

　　今日学界的问题主要尚不在有人像生产界那样"制假"，而是学术本身渐呈虚而不实的趋向。其中一个具有强烈损毁性的倾向，即一些学术刊物"思出其位"，忘记自己的职责而试图担任媒体的工作，或至少受媒体风格的影响，染上喜欢"炒作"之风，企求学术之外的关注，而美其名曰"权威性"和"可读性"并存，实际助长了批评的虚悬化。与此相类，另一个虚而不实的现象是各级学术机构中一些稍握所谓"权势"者日益无学(多半是曾经有学而渐停关注本学科的进展)。只有评审者根本不熟悉所在学科的研究现状(在近代中国曾经出现学术中断的特殊背景下，不了解较早的既往研究亦同)，"制假"的产品才能通过"评审"而发表、升等、获奖，甚至得学位。

　　针对评审方面的问题，各高校和研究机构多制定出一些防止弊端的措施，"学术打假"已由"民间"进入"官方"层次了。比如某高校对申请教授或博士生导师者实行所谓"匿名评审"，即委托另一高校的相关职能部门选择该校教授进行评审，所匿之名竟也包括评审者本人！今日全国教授或博士生导师之间的实际水准相去可以甚远，评审者之名被匿，其评审书的效力对真正的学者而言已失去大半，除具形式外又有多少实际意义？所谓"匿名评审"本通行于刊物，在那里决定取舍的编辑当然知道评审者的实名；而在升等程序中的投票者却不知谁是评审者，他们在读到几份表述极为类似(如"结构完整、观点正确")的评审书时，根据什么赞成或反对？这样的防弊措施，不是反具增弊的实际效果么？

　　"打假"不啻"制假"、防弊反而增弊，动机非不美，效果实不佳。产生这样的现象，很大程度上是忽视了正面提倡的建设性作用。以我熟悉的史学界而论，目前热衷学术打假之人，除一些基本不治史而属于史学爱好者(此类人热心甚可贵，胜于史学界中不关心者)外，多为治外国史或所谓专门史者，治中国断代"正史"者少，治近代中国史者尤少。这或者有一定的提示意义，盖治中国所谓正史者多知历代各种破坏对于民生的影响，故较易认识到建设的重要；而近代中国给我们最大的教训，就是建设应当重于破坏，治近代中国史者对此必有深刻的体会。

　　自"笔锋常带感情"的梁启超大力提倡"破坏"以来，中国思想界渐形成一种为救国而破坏的大潮。革命党人钟荣光曾对胡适说，他那一辈人"力求破坏"，是因为中国政象已类大厦将倾，故"欲乘此未覆之时，将此屋全行拆毁，以为重造新屋之计"。而重造之责任，就在胡适这一辈人。所以他建议胡适"努力向学，为他日造新屋之计"。然胡适回国不久仍以破坏责任自居，他在1921年对吴虞说,"吾辈建设虽不足，捣乱总有余"，希望吴在教书时能引起多数学生研究之兴味。又将建设的责任，留给了下一代。而胡适的下一代也渐有同样的认知，以前文化民族主义情绪甚强的闻一多到抗战末期发现，在文化领域仍有重提"打倒孔家店"口号的需要。

　　这样代代均以破坏自居，而代代均觉破坏得还不够，破坏的大潮乃如洪水泛滥，一波盖过一波，而不知所止。其实梁启超自己在提倡"破坏"后不久即有所转变，特别在文化领域提出一种"以日新全其旧"的取向，颇为为中国古学张目。不过在他本人推动的"举国方主破坏"(黄节语)之大趋势形成后，梁氏提倡"破坏"的言论更受时人关注，影响甚大，而其"以新全旧"的主张反被掩盖而不显。结果适如其总结自己在晚清的作为，是"破坏力确不小，而建设则未有闻"。

　　今日中年以上人大约都熟悉一句话:"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这话在打仗争天下方面大概不无道理，因为多消灭敌人，也就保存了自己；破坏了敌对方面的统治秩序(包括社会秩序、经济秩序等)，就能凸显敌对者的"失道"，使自己的事业更具"有道伐无道"的意味(古今中外任何时候，"民不聊生"的状态都是对既存政治权势的最大威胁；不过那时恰生活在"敌占区"的老百姓，因社会、经济的紊乱失序，恐怕要多吃不少苦头)。这且不论，通常从"马上打天下"进入"下马治天下"的时期后，即旧日所谓承平之时，统治者便不再提倡破坏，因为此时的统治秩序已是自己的了。

　　但近代中国的情形有些特殊，既使在相对稳定的时期，政治领域之外的各类"革命"仍得到广泛的提倡，且常为统治者所容忍。与古今中外既得利益者多主张维护既存秩序的常态相反，民国年间许多社会精英，即社会学上所谓既得利益者，仍不断提倡思想、学术、家庭甚至佛教的"革命"，而且这样做通常并不妨碍其任高官或入名大学以取高薪(蔡元培和胡适皆是显例)。与社会精英提倡"革命"相伴随，当时学术界也充满了突破、打倒的愿望和实践。

　　问题在于，如果说"破中有立、破即是立"在政治领域还有相当实效的话，在不一定存在"敌对方面"的学术领域，"破字当头"恐怕未必就能"立在其中"。学界当然也始终存在不同学术倾向的竞争，但应该是所谓良性竞争；在这样的竞争中，一方若能正面证明自身取向、方法、见解的优越，则所谓不战而胜，反可收"立字当头，破也就在其中"之效。

　　1927年3月，姚名达给顾颉刚写信，转达王国维对顾氏的批评，他觉得顾先生"疑古史的精神很可佩服"，然提出"与其打倒什么，不如建立什么"的选择。其实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取向也并非只打倒不建立，在方法论层面尤可说极有建树，但确以"破坏"为象征、为主流。而王国维自己早年提倡西学，所治多哲学、文学一类新学，对中国旧学或也稍带点"打倒"的意味。辛亥鼎革可能使王先生有了某种深层次的解悟，乃一转而研治中国经史之学，专重"建立"，在史学方面建树尤多。故其对顾先生所言，或也包括自身的省悟；其时距王氏自沉昆明湖已不远，这一赠言寄予了对顾先生的满腔希望，可谓语不重而心甚长。

　　然而，在一个"破坏"被认知为国家民族的"必须"且提倡各种"革命"甚至有助于人的上升性社会变动的时空之中，"破坏"真可谓左右逢源，不仅在意识层面的吸引力不言而喻，更重要的是其已渐入下意识层面，成为一种"自然而然"的惯性心理态势。结果是产生出一种较强的"斗争哲学"，在"敌人"不明显时，也要寻找斗争的对象。新文化运动时文学革命的发起人胡适承认，是这一革命的后起响应者钱玄同"为文学革命找到了革命的对象"，最能体现当年"自立自破"的风气。此风今日犹存，有时还愈演愈烈。

　　目前多数热衷学术打假者，因爱学术而维秩序，出自善意毫无可疑。然结果或未必如其所料，亦不难预见。有意思的是，这些人下意识中多少带有"打天下"思潮的余绪(尽管其中不少人相当年轻!)，又不无自相矛盾处：他们的总体思维趋向比较适应乱世而非治世，特别是倾向于斗争哲学而不看重建设；然在具体为学术立规矩方面又比较习惯于自上而下的"一元化"政策，反对各大学自定"土政策"(详另文)。合两者而共观，多少反映出一种从"马上打天下"到"下马治天下"的过渡心态，有意无意中不免以政治的模式思考学术。其实就学术言学术，正不必以"斗争哲学"为宗旨，或者还是应该回到王国维之所言，"与其打倒什么，不如建立什么"。

　　学术应提倡以建设为主，实为对近代中国整体大环境和学术界的具体发展有深刻领悟的见道之解，非常值得后人细心体味。这里所说的"建设"，不仅是正面的论述，也包括胡适所谓"严格的批评"。清儒朱一新说，作者著一书，"必有一书之精神面目"。批评者若能尽量设身处地，思作者之所思，而努力了解其所欲言，便可以认识其"精神面目"。如陈寅恪所说，必与立说之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学术批评最理想的状态，是批评者能与原作者进行不低于原书原文层次的真正学术对话；而最低限度的要求，则是将批评局限于学术范围之内，尽可能减少"功夫在诗外"的空话。

　　应当看到，真正打击"伪劣"学术(而不是借机炒作)者的手段虽为破坏，其目的仍在于建设。今日学风的败坏渐呈史无前例的态势，的确不容忽视。所以或不妨破坏与建设并举，打假者继续打假，而建设者仍努力建设，希望能鱼与熊掌兼得，使学术逐渐往健康的方向发展。惟在两者并进之时，必须强调以建设为主、破坏为辅；若建设不足而破坏有余，无论动机多么善良美好，无意中仍会走上一条自毁之路。至于学术风格尚未确立的青年学子，还是多提倡建立的一面更好，庶几养成一种建设的学风，虽不能人人皆成王国维，多少总建立点什么，为整体的学术建筑增添些许砖木，将来亦不致后悔无所建树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