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朱迪和朱莉是一对出生在美国、成长在瑞士的双胞胎女孩，父母都是中国人。两个女孩今年7岁，上一年级，会弹钢琴，会拉小提琴，会说汉语、法语、英语。

　　正值暑假，两个女孩最喜爱的活动是跳进日内瓦湖，与野鸭子、白天鹅一块儿游泳。她们还喜欢到附近的农场看看自己放养的公鸡，与农场里四处游荡的猪、狗、羊、牛和四不像亲近一会儿，或者爬到小马驹背上溜达一圈。

　　父母不在家时，她们就会严格按照母亲制订的暑期作息时间表进行自我管理。她们的自控能力常常令年近七旬的姥姥惊诧不已，“我的任务就是给她们做饭。到点儿了，她俩就会去干应该干的事儿。”

　　母亲安排的作息时间看似向孩子们施加了强大的学习压力，实则严格秉持“赏罚分明”的原则。一小时学习之后，总有一小时放松时间，看电视、跳蹦床、下五子棋、玩记忆卡或者骑自行车。双休日父母休息时，还会带孩子们出游。

　　到了看电视的时间她俩绝不会浪费哪怕一分钟去上一趟卫生间，练琴时她们也绝不会去做别的事情。什么时间该看英语书，什么时间要用法语朗诵，什么时间要练习写汉字，两个人都把自己和对方的作息时间记得很熟，互相监督。两个女孩的暑假作业完全不同，从作业本到课本都不一样，可以分享，但绝不可能互相抄袭。

　　刚入学时，她们被分在同一个班，母亲曾犹豫了一个多月，考虑是否向学校提出给孩子分班，以减轻双方的依赖性，“这等于变相增加学校的工作量，不太好意思提出。”没想到开学一个月后，校长主动找到她，提出将双胞胎分班，“学校考虑的是如何对孩子成长最有益。”

　　母亲后来得知，这里的小学，同一年级的不同班级教学方法和进度完全不同，同一班级的不同学生，老师也会针对各自的学习能力和生活能力制定不同的教学方针，每天布置的作业也会不一样。

　　曾有中国朋友向朱迪、朱莉的母亲询问孩子的学习情况，“他们总会问成绩怎么样？应该比班里的外国孩子强多了吧？”她答不上来，因为她从来就不知道自己孩子的学习成绩怎么样。

　　暑假的第三个星期，朱迪和朱莉的成绩单寄到了家里。记者看到，这份内容长达数页A4纸的成绩单上，只字未提“成绩”或者“分数”。成绩单上密密麻麻的，其实是老师对孩子学习能力、自理能力、性格成长等各方面的评价，以及对于家长如何指导孩子提出的建议，哪些值得赞赏，哪些需要加强。比如，某某孩子聪明，学习能力强，但过于害羞，不善与人交流，不敢在众人面前展示自己，家长应该多鼓励孩子在众人面前表演、大声朗诵等。

　　种种迹象表明，老师对于孩子能否学会和适应在户外“玩”的关心程度要远大于对他们学习成绩的关心。姥姥至今仍记得孩子们上幼儿园时被“折磨”的情形，“大冬天的，外头还下着雨，老师偏要让她们到户外上自然课，说是计划不能因为天气原因改变，体育课也冒雨照上。”

　　寒冷的冬天，一群四五岁的孩子，穿着五颜六色的雨衣、雨靴，冒着大雨在泥地里采集植物标本，冻得直哆嗦，脸上却堆满欢乐。

　　最初心疼不已的姥姥现在也渐渐看惯了，“老外就这样，老师带着孩子一块儿玩，全都不怕冷、不怕晒、不怕摔。”孩子们每天回家衣服都很脏，新运动鞋穿一两个月就会脱胶。

　　第一位体会到这种“玩”带来益处的大人是孩子们的母亲。有一次，孩子们想吃比萨饼，妈妈不会做，她们就把家里已有的食材翻出来，带着妈妈去超市买了一块擀好的面皮，自己动手做了一块蘑菇熏肉茄汁比萨饼。

　　这是母亲头一回尝试自制比萨饼，使用的食材是超市常见的，但她过去从来不知道干什么用的东西，“学校有专门教授生活技巧的课，比萨饼、饼干、蛋糕她们都会做。”

　　最近，两个女孩又迷上了显微镜，母亲特地从中国买了一台显微镜带回瑞士。现在，她俩到处搜集不同年龄段人群的毛发，用来做研究。

　　记者 王烨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