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甄珠子说：“我没有别的办法了。整晚整晚睡不着，想来想去，只好拿出勇气，硬着头皮来找中国教育报。”坐在记者对面的甄珠子，黑黑的脸庞，黑黑的眼圈，双手不停地摆弄着手里厚厚的一叠欠账单。

　　“我们这学校，实在是办不下去了。”

　　他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脸上写满了无奈。

　　河北省唐县黄石口乡地处太行山腹地，是当年白求恩战斗和牺牲的地方。这里山大沟深，信息闭塞，也没有矿产、林果资源。唐县是省级贫困县，而黄石口又是唐县有名的贫困乡。

　　甄珠子正是这个穷山沟里的乡中学校长。

　　“‘普九’是件大好事儿，教学楼盖起来了，学校建好了，我和所有教师学生一样打心眼里高兴。可现在，‘普九’欠债却成了困扰学校和我个人的第一大事。”甄珠子说。

　　欠账单

　　“这厚厚的一摞欠账单，现在成了我的心病。我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把这些账还清。”甄珠子翻着欠账单，一张一张给我看：

　　“这两万元，是建教学楼时向亲戚借的；这1万元，是迁校之前借来给包工头的；这些欠款是学校建‘七室’时向老师们借的一个月工资……”

　　一张又一张的欠账单，讲述着一所农村中学发展的艰难历程，讲述着一位普通农村中学校长的满腹辛酸。

　　黄石口中学的旧址建于70年代初，学校面积只有5亩，四周与民宅相邻，扩建的难度很大。当时全校总共只有36间砖木结构的房屋，而且破旧漏雨，随时都有倒塌的危险。学校没有操场，仅有的厕所也在一个下雨天倒塌，所幸正是上课时间，才没有造成伤亡。

　　这样的境况，作为一校之长的甄珠子看在眼里，急在心头。1998年3月24日，唐县召开“普九”攻坚动员大会，提出了“一年‘普九’，三年还债”的口号。终于有一个改善办学条件的机会了，甄珠子高兴啊！

　　甄珠子和黄石口乡中心校校长陈东立一起，多次请黄石口乡政府与黄石口村委会协商，希望能迁址建校。5月20日，乡政府与村委会达成协议：黄石口村划出17.5亩的土地作为乡中学的新校区；作为回报，黄石口乡政府承诺每年每亩地给村里稻谷、小麦各600斤。

　　迁址建楼的工程要开始了，乡政府却拿不出启动经费。乡领导说，学校先给工程队找点钱，先开工打地基。等乡里的“三提五统”收上来后，再把钱返给学校。甄珠子答应了。他很清楚，借钱本不是他分内的责任，但他知道乡里确实没钱，他更知道学校能有这么个机会不容易。一个崭新的、漂亮的学校，对他的诱惑力太大了。

　　甄珠子找到县新华书店的领导，请求他们把学生交上来的近1.8万元书费先借给学校，作为教学楼工程的启动资金。钱借到手了，甄珠子很高兴。他哪里想到，从那一刻起，他就注定要用自己瘦弱的肩膀扛起一个又一个本不该由他承担的沉重的包袱。

　　1998年9月10日，新教学楼破土动工。

　　1999年4月，教学楼的地基打好了，主体工程却又因为经费不能到位而停了下来。受乡党委书记、乡长的委托，甄珠子和陈东立一起，到岭北村的一个亲戚家借了两万元，交给了包工头。

　　1999年8月，经过近一年的建设，黄石口中学的教学楼竣工了。甄珠子却喜忧参半：喜的是多年的夙愿得偿，学校盖起了唐县山区片的第一栋教学楼；忧的是乡政府工程款不到位，承建者不让学校搬迁。11月份就要迎接“普九”检查，时间迫在眉睫，他眼巴巴地看着崭新的教学楼，望楼兴叹。“没办法，再借钱呗！”

　　1万元的借款交给了包工头，9月25日，黄石口中学终于完成了迁址的使命。

　　从破旧的校舍走进窗明几净的新楼，学校的教职工和甄珠子一样高兴。大家精神振奋，热情高涨。9月26日，也就是学校搬迁的第二天，在全体教职工会议上大家一致同意，将1999年8月份的工资全部借给学校，搞“七室”建设，迎接即将到来的“普九”检查。

　　“七室”建好了，要花钱的地方却仍不见少。教室和宿舍装暖气要钱，实验室装配橱柜和实验台要钱，图书室添图书要钱，计算机室装窗帘要钱……借，借，借，还得借……

　　欠账单在甄珠子的手里越积越厚。“为‘普九’，学校借款143660元。除去县教育局拨的27500元和学校三年来累计还掉的14136元，目前，学校欠债总额仍有102024元。”

　　欠账单把甄珠子的心越压越沉。“这10万元成了压在我心上的一块石头，把我的心脏压出了毛病。”2001年2月，45岁、正当壮年的甄珠子突然感到身体不适。经过诊断，医生说他的冠状动脉供血不足。

　　对于黄石口中学和甄珠子来说，10万元是个天文数字。

　　咸菜烙饼

　　甄珠子低下头来，拉开包为我找县教育局的电话册。我一眼就看见，里边有一个装着咸菜烙饼的塑料袋。“那是什么？能让我看看吗？”我问他。

　　“咸菜和烙饼。来之前，妻子特意准备的。”甄珠子说着，把塑料袋递了过来。

　　可能因为烙饼在塑料袋里放得太久，我打开塑料袋，一股馊味立刻泛了出来。

　　“没办法，学校没钱。北京的吃住都太贵。吃的还好说，自己可以带点儿。住的可就麻烦了。昨天晚上在你们这儿附近找旅馆，找一个一百多块，找一个一百多块，我哪儿能住得起？跑了两个多小时，总算在一个地下室找到一张床位。20块钱，没有再少的了。”

　　黄石口中学有30名教职员工，420名学生。5年来，因为财政困难，黄石口乡没有给学校拨过一分钱。学校惟一的收入，就是每生每学期40元的杂费。说是每生每学期40元，实际上还不到这个数。因为总有些贫困学生要减免杂费。这样算下来，一年最多也就3万元。

　　“说句实话，如果没有欠债，省着点花，3万元也勉强够支付电费水费，买点办公用品。可现在，学校背了这么多的债，还有一笔为数不少的利息。这光景，让我怎么维持？”

　　这样的境况，也难怪甄珠子要带着咸菜烙饼。2000年冬季，学校采暖买了1000多元的煤，到现在钱还欠着。卖煤的人来学校要账，要了十多次，学校还是没钱还。2001年冬季又要买煤，甄珠子不好意思再找人家，只好另外找人买了2000元的煤。当然，煤款还是欠着。

　　对于这样一所一年只有3万元办学经费的山村中学来说，10万元确实不是个小数目。何况，学校还要支付8%的高额利息，单是这笔钱，一年就要8000元。

　　唐县“普九”攻坚时，县里资金紧缺，县财政局就向全县干部职工借款，利息8%。这个口子一开，黄石口中学的借款利息自然也不能低于8%。

　　“8%就8%呗，我只希望抓住这个机会改善学校的办学条件。我想，县里不是说一年‘普九’三年还债吗？三年，政府总会有钱的。可现在，欠账单依然攥在我的手里，即使是8%的利息也没有人愿意借钱给你。你还不起，谁还敢借？连钱都借不来，我这个当校长的又怎么敢到北京乱花钱？”

　　甄珠子满面愁容，诉说着心中的苦楚。他大概不会想到，就在这一天，远在数百里外的黄石口中学因为欠费而被掐断了电。这是记者在随后对黄石口中学老师的电话采访中得知的。

　　“这样的光景，我真不知道学校能维持多长时间！”甄珠子一边说，一边收起装有咸菜烙饼的塑料袋，小心翼翼地放回自己的包里。

　　年关……

　　“当了26年教师，在黄石口中学干了15年，我特别爱我的学校。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有责任感和事业心的校长。没有这些欠账单的时候，我一到学校就感到心情舒畅，想着怎么能把工作做好。可现在变了，变得恰恰相反，我对学校产生了一种恐惧感。每天一到学校，首先想到的就是如何应付要账的，我成了个躲债校长。”

　　手里厚厚的一叠欠账单，每一张都有期限。期限到了，找甄珠子要账的人不断。一次两次来了，甄珠子赔赔不是，说说好话，人家也就走了。三次四次再来，甄珠子简直不知道说什么好。实在没有办法，他狠狠心，在会上嘱咐教师们，以后看见要账的来了，就说校长不在。“不是我成心躲债，我真是没有办法啊！”甄珠子无限心酸。

　　但躲是躲不掉的。见不到人，电话自然少不了。学校找不见，来家里要账的也就多了。碰上大吵大闹、好话说尽还是不走的，甄珠子只好到别处去倒账。

　　“说实话，这次来北京，一方面是请求帮助，另一方面也是到年关了，来躲躲债。”甄珠子苦笑着说。这不，刚到北京就接到了妻子的电话：一个要账的说，媳妇要剖腹产；另一个要账的是他表哥，半身不遂要看病。都是要紧事，甄珠子知道不能拖，便只好让妻子想办法，先给他们找点钱。

　　亲戚朋友可以躲，社会上的人可以躲，但学校的教师就没法躲了。一次学校开教代会，有教师当面质问甄珠子：学校欠他们的钱早就到期了，什么时候才能还？

　　“我是共产党员、县政协委员，也曾经当选省级优秀教师。可如今，我成了个不讲信誉的校长、不要面子的校长。学校欠了教师们3.8万元，打了一年的欠条，可快3年了还是还不起。你说，我怎么面对老师们？一个校长，整天只想着躲债，还怎么管理学校，怎么开展工作？”

　　学校没钱还账，甄珠子只好自己去“讨”，向乡政府、向教育局、向所有他能想到的地方……用甄珠子自己的话说，他成了个乞丐校长。

　　乡政府甄珠子不知跑了多少次，但从来没有结果。乡里连发工资的钱都凑不齐，哪儿来的钱给学校还账？建校前，乡政府虽然和黄石口村委会签订了以粮换地的协议，但一斤粮食也没给过，所以村里就把学校操场的一块地种了粮食。

　　黄石口中学迁址建楼花了多少钱，甄珠子并不清楚。因为工程是乡政府招标，学校并没有参与。听说上面陆陆续续给了乡里大约28万元的资金和设备。乡里把13.6万元的仪器设备给了学校，其余的钱据说都给了包工头。甄珠子借的债中也有近4.8万元用在了学校工程建设上，但还不够。一次，包工头向乡政府要账，说不给就锁教学楼的门。乡政府拿不出钱，只好把仅有的2500斤小麦和2500斤稻谷给了包工头。

　　“乡里的财政状况就这样，领导们拿不出钱来，我们能怎么办？”甄珠子这样说。

　　“乡里确实没钱，我们能怎么办？”黄石口中学的教师在电话里对记者也这样说。2000年的春天，学校的部分教师代表曾去乡政府找领导。领导说，现在乡里困难，等以后经济好转了，一定会把钱还给教师们。

　　甄珠子不知道这个“以后”是什么时候，就去找县教育局，教育局想方设法，陆续拨给学校27500元。虽然可以救一救燃眉之急，但远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怎么办？甄珠子去了县扶贫办，去了县保险公司，去了保定市，去了一个基金会……希望一次次地升起，又一次次地落空。

　　此刻，回想起2001年12月底对全体教师的承诺，甄珠子觉得言犹在耳：“就是跪着去磕头，去贷款，我也要在春节前还账。”

　　一个月过去了，甄珠子面前的路却越来越窄。想贷款，银行要抵押；想找一些扶贫单位帮扶一把，但多数单位只对口扶贫小学，不对中学。离春节还有10天，甄珠子希望着……离春节只剩10天，甄珠子寻觅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