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他们为何对大学望而止步

　　——高考“三放弃”现象调查

　　■本报记者 李凌 刘磊 董少校 蒋夫尔 魏海政 阳锡叶 施剑松

　　离开学的日子越来越近了，可是成都女孩玲玲（化名）一点也没有去心仪大学上学的兴奋劲儿。由于父亲反对她上大学，从接到通知书那天开始，玲玲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向父亲提出“我想上大学”的请求，但每次得到的回应都一样：“读大学没啥子用。”

　　9月2日，事情经媒体曝光之后稍现转机。已有好心人联系玲玲，愿意资助她上完大学。不过，事件所激起的涟漪并未消散。摆在玲玲面前的，是如何独自坚持完成大学学业。摆在社会面前的，则是日渐突出的放弃报考、放弃填志愿、放弃报到等高考“三放弃”现象，及对上大学到底有没有用的反思。

　　上大学是“失败的投资”吗

　　玲玲老家在川北的一个小山村，父母及所有亲戚都是农民出身，父母都只读完小学就出来做小生意。５年前，玲玲家从川北搬到成都，父亲全款买下一套房再加一个小门面，靠这个门面做点小生意。

　　“我们家的家庭条件不错，并不缺上大学的钱。”玲玲说，缺的是父亲对她上大学的信心和支持。

　　玲玲父亲把上大学比喻成“注定会失败的投资”。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大学学费加上生活费至少得８万元，如果高中毕业就出来打工，４年至少可以赚８万元，这样一来一去就相当于16万元。玲玲父亲表示：“这16万元，要是用来投资，都可以当作买房的首付，做点生意，启动资金也够了。可是拿去上大学，毕业之后不一定找得到好工作，找到工作每月也只能赚个两三千块钱，咋算都划不来。”

　　“这位父亲的逻辑并不高明。很多家长都盼着孩子能上大学，读大学是一种长远的投资。”成都一位大学生家长顾勇说，在他看来，玲玲父亲的做法是不妥当的。他只看到了眼前的经济利益，而忽略了女儿未来发展的长远利益。

　　西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师李东平也表示，大学的价值不能简单用“有用和无用”来衡量。一些人认为如果读了大学不能带来好处和实惠，那么读大学就无用，这是一种工具化的理解。通过大学的教育，个人的知识体系、素养以及眼界会更加完善和开阔。

　　这也正是玲玲的追求，她说：“只有读大学，才能让自己更有修养、更有层次。我不想成为只会做小生意的农村人，不想过父亲那样的生活，思想封闭，没有精神追求。”

　　不过，这些说法无法撼动倔强的父亲。父亲甚至撂下一句狠话：“反正我是不出钱的，就算你自己找到学费、生活费，只要你去读了大学，我以后再也不管你。”

　　对于父亲的固执，玲玲自己也曾认真分析过原因。一是从父亲的个人经历看，他只有小学文化，从农村到城里做点小生意，赚点小钱，目前过得不错；二是家里所有亲戚的孩子，基本都是初中毕业就去学美容、美发等技能，然后开个小店，也能谋生；三是现在有些大学生毕业后没找到理想的工作，父亲更加认为读书没什么用。

　　“但我不会放弃，上大学是我的梦想，知识学得多，一定是有用的。”玲玲说，眼下最要紧的是筹齐上大学的第一笔学费，以后自己会采取半工半读的方式解决余下的学费。

　　百万学生弃考的推测是否科学严谨

　　玲玲的故事虽然极端，却并非个案。

　　自2009年以来，社会上、媒体上关于高考弃考、考上大学弃读的报道和讨论屡见不鲜，媒体将之形容成为高考“三放弃”现象：

　　第一类是放弃高考报名或者考试。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曾在2010年对比各地高三学籍人数与高考报名人数之后作出测算，当年全国大约有80万名学生弃考。此后，弃考人数以每年接近10万人的速度在增加，2013年全国弃考学生大约有100万人。

　　第二类是放弃填报志愿。当高考成绩出来之后，很多学生因自己成绩不理想而放弃填报志愿，选择复读，或者直接进入社会打工赚钱。据媒体报道，每年这样做的学生不在少数。

　　第三类是放弃报到，正如玲玲可能出现的情况。麦可思对2013年被本科录取的新生进行调查发现，录取生愿意报到比例为93%，低于去年的97%；其他一本院校为92%，高于去年的90%；二、三本院校为86%，高于去年的77%。“那些被大学录取、却放弃报到的学生，既有考上国外更好大学，准备出国的，也有没有被录到心仪大学而弃读，回去准备复读的。”麦可思调查人员马妍表示，“当然，就被录取到民办高校、高职高专的学生而言，他们中的很多人因为就业形势不好，干脆放弃就读。”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表示，高考弃考、放弃填报志愿、放弃报到的学生加在一起，接近200万人。熊丙奇表示，“不可忽视的是，弃考学生中，根据教育部门公布的数据，出国留学的学生不超过20万人，剩下的绝大部分都是农村学生。”

　　另据南方一家媒体报道，广东有关部门透露，2013年广东农村有上万名考生弃考。由于三本、高职高专学费高，就业质量不高，在粤西一些地区，放弃高考的农村的学生甚至占到农村学生人数的30％以上。

　　如此庞大的数量令人震惊，也引发人们的忧思。很多教育专家都撰文指出，高考弃考现象，反映出城乡基础教育差距越来越大、高等教育质量堪忧、农村孩子就业出路狭窄等社会问题，深层次的社会观念则是“读书无用论”。

　　“玲玲事件的发生，正是这种社会观念的体现。当就业形势日益严峻、高等教育质量不高、高等教育的回报率达不到人们的普遍期望值时，大家就会用脚投票。”熊丙奇表示。

　　不过，也有一些专家对此持保留态度。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基础教育室主任汪明指出：“关于高考弃考、弃读等现象，目前无论在教育部门，还是在相关研究机构，都没有明确的数据，但是仅仅通过高考报名人数和高三学籍人数的简单对比，就得出这么庞大的数据，从研究的角度来看是不严谨、不科学的。”

　　还有专家指出，在现在入学途径越来越多元的背景下，很多高三学生因提前参加高职单招，已经被高职院校录取，因而不参加高考报名。此外，还有少量保送的学生，也不报名参加高考，因此不能简单地根据数据判断、分析高考弃考现象，而要深入下去进行调查研究。